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但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尚未完全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建设制造强国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紧迫。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巨大冲击，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问题，要求通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风险：一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存在“卡脖子”短板。产业基础依然薄弱，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重要元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例如，目前我国的高端芯片生产力不足，加上近年来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推动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进行以阻挠他国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导致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通信装备产业、工业软件等部分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日益严峻。二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发展不稳定、不平衡。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潮流上升对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安全性造成较大威胁。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部分加工组装和低端制造环节出现外迁趋势，致使我国制造业存在占比较早较快下降、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三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核心竞争力不突出。尽管我国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但是“大而不强”“全而不优”问题仍然突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发展要求也给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带来巨大的转型挑战。因此，急需从补短板、强控制、提韧性、筑优势四个方面化解这些新问题、新风险，进一步增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第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补齐产业链短板。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牛鼻子”，要不断提高产业自主创新水平，增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加快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围绕关键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实施强基工程，加大前沿技术研发投入和关键“卡脖子”技术的攻关支持力度，重点对芯片、航空发动机、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善用“揭榜挂帅”机制，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构建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节点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体系，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基础研究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高技术服务平台等科技载体，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形成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着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话语权，加快实现国产替代，以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业领先领域为突破口，积极参与、主动谋划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建立，逐步提升“反卡脖子”能力。

第二，培育本土“链主”企业，强化产业链控制权。企业是产业链的主体，企业强产业链才能兴。要通过推动“链主”企业增强发展能级和头雁作用，引领带动产业链实现安全稳定运行。培育“链主”企业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向作用。一方面，激发敢闯敢干、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有条件的本土“链主”企业整合资源组建跨国公司，通过采取并购全球制造业龙头企业等方式提升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建立全方位的“链式服务”体系，发挥“链主”企业毗邻终端消费者和背靠生产性服务产业的优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开展固链、补链、强链等专项行动，通过以企引企、以商招商等方式吸引配套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集聚。鼓励中小企业深耕细分市场，在产业链上下游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产品技术含量。推动“链主”企业主动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形成深度协同、共生发展的产业链生态系统，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可控和迭代升级。

第三，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高产业链韧性。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基础是通过打造供需对接的循环流通体系，提高产业链抵御风险能力。一方面，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提高终端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发挥我国国土空间的战略纵深优势，通过推动制造业有序转移来维护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拓展形成区域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产业格局。深入挖掘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发展空间、市场潜力、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的落地、转型与优化；发挥东部地区产业集群优势、先发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打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导力量。另一方面，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打通产业链“堵点”。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变化的有利机遇期和战略窗口期，加快形成“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的制衡态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欧盟产业链、供应链联系，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支点打造区域主导型产业链。着力构建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国际合作链条，提高全球范围内产业链资源配置能力。

第四，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构筑产业链竞争优势。通过塑造竞争新优势打破低端锁定困境，是实现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必然要求。把加快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作为抢占全球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主战场，通过推进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来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降低因劳动成本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制造业向智能、绿色、高端、服务方向转型。充分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海量数据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资源，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产业链中布局，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批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托各类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助推企业“上云”“上链”，促进产业链供需协同，降低产业链组织成本，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在产业链中互联互通机制。充分发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效应，带动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促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实现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作者：霍春辉，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