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职业教育走过百年，经历了在革命中建构，在建设中重构，在改革中再构，在复兴中开新局四个历史阶段。值此建党百年之际，中国职业教育也迎来了由“构建”到“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明确了由“数量”到“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新发展目标；形成了由“层次”到“类型”现代职业教育新发展格局；开启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关键词：建党百年；职业教育；实践探索

站在百年交会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岁华诞，全面系统地研究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世纪探索之路是客观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职业教育发生、发展历史事实的梳理分析，明确职业教育在建党一百周年背景下所处的新阶段、面对的新目标和形成的新格局，才能不断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一、建构：革命中的职业教育（1921—1949年）

（一）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创新（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旨在对无产阶级工人进行培养的职业教育汇入社会变革的大潮，并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达到高潮。陈独秀、毛泽东、杨贤江、徐特立等中共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从事和关心职业教育工作，发表过很多关于职业教育的著作和论述。

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其新办刊物《新青年》上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教育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以“职业主义”为核心的四大教育方针。关于“职业主义”陈独秀并不是首倡者，但在其内涵上更加强调“生计”。新文化运动时期，职业教育开始为社会所关注并逐步取代实利教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对职业教育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自社会分阶级，教育就与劳动分了家”，倡导“一个人的生活，应得把头脑活动和手足的活动平等注重，理论的知识和实际的技能彼此联络”。对于职业教育救国论，杨贤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教育固然不能救国，但教育也不是绝对不必救国”，但职业教育对发展经济、促进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他给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占有近代教育之中心的地位”。

徐特立的职业教育思想萌芽于其早期《实业教育之我见》一文中，并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革命根据地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整套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思想。他提出职业教育应从小学开始，“小学毕业后，宜再加职业教育”，进工厂养成所或工厂附设的学校实践，把职业教育贯穿于普通教育之中，创立了产、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在江西中央苏区，徐特立要求职业中学办学模式为产、学一体，对课目以及实习设备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生产技术课要达到所有课目的40%以上。在延安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更是首开先河提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体制，我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提倡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与他的思想一脉相承。

毛泽东早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工农职业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思想。毛泽东认为“开展工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工人阶级觉悟”，要从工人实际出发办学，组织发展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斗争。在《关于工人补习教育进行计划书》中，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和开展工人职业教育工作。在湖南，毛泽东走出“新村主义”的迷雾，分析官办大学和传统书院的利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1921年，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这一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上的办学新模式，为后来高等职业学校创办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25年起，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转向农民职业教育，开办培养实干精神和实干能力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革命干部。

（二）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1921—1949年）

1.大革命时期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1921—1927年）

大革命时期的职业教育，可以看作我们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职业教育。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上海等地兴办了多所革命干部学校（包括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校等），为配合北伐战争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发展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1925年，中共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审议通过《工人教育决议案》，对如何开展工人教育做出了具体要求。此后，广东、湖南、江西等各省又相继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这一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工农教育运动。

2.土地革命时期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1927—1937年）

土地革命时期，职业教育在中央苏区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不仅办学形式多元，其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师资方面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为满足革命事业对干部以及各种技术人员的需要，苏区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采取多元化的办学方式。在1931年湘赣鄂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每乡要酌情开办工农学校、妇女半日学校、工人实习学校以及各种职业学校。此外，苏区因地制宜设立职业学校，为适应生产实习技术的需要，其课程教学内容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短期职业中学为例，生产技术课程占40%以上，其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字课程都在15%左右。在师资建设方面，苏区政府采取“内援外引”的方法，一方面通过苏区职业学校培养工业、农业及其他职业的教师，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感召“白区”知识分子到苏区工作，充实职业学校师资队伍。

3.抗战时期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1937—1945年）

抗战时期，面对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急迫的战争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原来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开办了大量的职业技术学校和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班。194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文，鼓励在边区积极开办农、牧、医等职业学校。1942年，为缓解边区职业技术人员紧缺的状况，边区政府规定在县、区、乡各级政府设立税收、会计、医药卫生、纺织等各种短期训练班。在延安、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还开办了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鲁艺分院、抗大分校等短训班式的高等职业学校，实施较高级别的专门教育，为抗战培养军政、医护、文艺等方面的高技能人才。

4.解放战争时期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1945—1949年）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从根本上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培养能够管理城市工作的干部，毛泽东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工作方针，并对解放区的各类职业学校提出了整顿、改革和提高的工作要求。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号召我们的同志，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的方法，并学习同生产密切联系的其他工作”。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方针改变了职业学校的教育内容和结构，重点围绕生产和城市管理两个方面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三）建构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概观（1921—1949年）（表1）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展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各革命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需进行广泛的职业教育实践。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为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人才支撑。

二、重构：建设中的职业教育（1949—1978年）

（一）改造整顿期的职业教育（1949—1956年）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而现阶段技术学校数量严重不足，普职比例严重失调，职业教育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这一时期，接管、改造、发展了大批中等职业学校，尤其是技术工人学校，奠定了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受苏联模式影响，初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在这一时期或取消、或被停办，职业中学占中学比例仅为22%，职业教育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大批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突出，职业教育体系呈现出层次性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于职业教育在管理上归部门所有，设校、设科单一，学科专业存在失调现象，具体表现在工科（尤其是重工业）专业比重较大，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着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二）调整发展期的职业教育（1956—1966年）

1956年中小学升学与就业问题日趋尖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共“八大”会议提出，要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尤其要注意工人技术学校的发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中国职业教育开始突破苏联模式，建立起新的框架并向多种形式发展，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高潮。1958年，中央提出“三个并举”，将多种形式业余教育纳入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其中，技工教育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在中专和技校中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实习教学与生产产品相结合，做到既出产品又出人才。这一时期，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数占全部总数的35%，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职业教育结构。

（三）特殊探索期的职业教育（1966—1978年）

1966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段波折动荡期。职业教育思想的大混乱否定了刚建立起的职业教育框架。半工半读学校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职业学校，“两种教育制度”被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双轨制的翻版，遭到严重批判和破坏，半工半读学校和职业学校在此期间被全部停办。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69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由最高的871所下降到685所，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挫折。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要恢复职业学校。经过五年的调整和探索，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陆续得到恢复，并在在校生数和招生数上超过“文革”前的水平。

（四）重构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概观（1949—1978年）（表2）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国情，将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职业教育实践相结合，探索实践形成了许多职业教育新理论、新思想。这一时期调整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结构，奠定了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职业教育思想。

三、再构：改革中的职业教育（1978—2012年）

1978年，对于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大潮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涌动，中国职业教育在新时期大规模发展和改革也从此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调整，中国职业教育迎来了从“分配到分流”“分流到分层”“分层到分类”为主线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分配到分流的职业教育

1978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的统分刚性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需求弹性矛盾变得尖锐，针对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包分配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中等职业教育结构调整和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安排问题上，《报告》指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的毕业生以及普通中学学习职业技术教育课的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的毕业生，由劳动部门推荐，经用人单位考核，按专业对口原则，择优录用，也可自由选择职业。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中学的毕业生，由社队安排，择优录用。

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1980年8月，江苏省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创办金陵职业大学的批复》，规定：“金陵职业大学为市属、走读、不包分配的全日制高等学校”。1983年5月，教育部转发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促进广播电视大学及短期职业大学发展的请示》提出选择16所短期职业大学进行试点。这些短期职业大学都是由大中城市利用地方财力、物力举办，宗旨是为地方培养继续的各类专门人才，办学方式是短期、职业性、实行收费走读、毕业生不包分配、择优推荐给用人单位。创办职业大学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不包分配，择优推荐”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对市场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这比1984年普通高校试点“双向选择”制度早了四年，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高等学校学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两个文件的出台，才使得“双向选择”制度以文件的形式在高校确立下来。

1988年4月，八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农业中等专业学校招收农村青年不包分配班的若干规定》，支持招收初中毕业的农民子女入学，农业户口不变，毕业后回乡务农。在城市，大多数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逐步实行“双向选择”制度，另一方面采用“调节性计划”，其余招生计划仍然是“统招统配”。在此后的十多年，“调节性计划”不断扩大比例，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两类计划合并，所有毕业生全部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二）分流到分层的职业教育

1986年7月，针对初级、中级技术工人比例过低的情况，国家教委召开第一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情况报告》，提出了“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数量目标。会议后，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迎来了大幅度增加，职业教育比重在1985年还不足36%，到1990年已接近45%；中等职业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有了较大改观。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

1991年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根据《决定》，在普通教育中积极开展职业指导，因地制宜地在适当阶段引进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教育。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有计划地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

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经过十年的调整和适应，职业教育三级分流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九五”期间，职业教育以初中后为重点，实行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教育制度，初步搭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

（三）分层到分类的职业教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重心在中等职业教育，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教委等发布的多个重要文件和法律条文中反复提及，强调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学校教育的重点。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下，职业教育在此期间稳步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升学需求。1995年以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基本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也在1999年后突破1000万人，职业教育需要解决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学和部分中职毕业生继续深造的问题。二是人才断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乡镇企业崛起，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高级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后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已到退休年龄，高层次技术人才严重短缺，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局面。三是结构矛盾。为了整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资源，稳定和发展高职教育，国家出台“三改一补”政策，但由于缺乏切实的配套措施，专科教育改办高职教育效果并不理想，盲目专升本，造成本专科招生比持续下降，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矛盾亟待解决。

1996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贯彻《职业教育法》，明确高职教育的任务；二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其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20世纪末，高等职业教育在政策驱动下，逐步占据职业教育中心位置。高职高专院校由1999年的592所增加到2004年的1047所，招生人数达到237万，首次超过本科院校招生人数，高等职业教育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趋于合理。

1999年，在政策和经济建设的双重驱动下，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扩招计划指标的80%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由“三改一补”发展到“三多一改”，发展重心由中等职业教育上移到高等职业教育，这是职业教育深层次调整和前瞻性布局的结果，也是其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契机。为了使高职教育提高质量，办出特色，2002—2004年，教育部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配套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已有的高职教育资源，并明确规定“2010年前，原则上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

（四）再构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概观（1978—2012年）（表3）

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协同演进，在不断吸收借鉴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与制度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开创了职业教育的新局面。职业教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和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四、开新局：复兴中的职业教育（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构建起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将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等方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一）“构建”到“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发展阶段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系统性工程，其本质是构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全面建成”，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入到完善的新发展阶段。

职业教育经过多年实践，通过“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3+3”“3+4”“3+2”中高本衔接等，实现了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但是大部分职业院校毕业生想要接受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依靠“专升本”的方式转入普通本科院校学习。职业教育在纵向贯通上依旧依赖于普通教育体系，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职业教育的独立类型地位仍未得到广泛认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横向普职融通应该是建立在纵向贯通的基础之上，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

（二）“数量”到“质量”：现代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的新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通过分配、分流、分层、分类改革，建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的显示，目前，全国职业院校为11501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中等职业学校10078所，开设1200余个专业和10余万个专业点。全国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3753.1万人，高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2171.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1576.5万人。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预计毕业1121万人，其中，高等职业院校毕业人数627.5万人，占整个高等教育毕业生数52.1%，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致相当，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由数量普及迈入高质量发展，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增强适应性，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结构适应性、专业结构适应性、人才结构适应性。体系结构的适应性除了表现在学校体系结构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外，还应该在面广量大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和各类培训上加强体系建设，促进职前职后教育培训纵向衔接和横向沟通，提升大量在职人员或灵活就业人员的履职、升职、转岗、转业、创业等能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在专业、人才结构方面，2021年教育部公布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通过新增、更名、合并，动态调整原有专业目录，实现数字化升级与改造，主动对接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适应产业、行业、岗位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三）“层次”到“类型”：现代职业教育明确定位的新发展格局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原则上中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或并入高等职业院校，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此外，该《决定》为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强化分类管理，提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通过外部类型定位、内部层次拓展迎来了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发展阶段。

2019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政策文件；以类型教育为基点，修订《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强化类型特色，并先行试点27所本科职业大学，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其“层次”到“类型”发展定位转变，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类型教育为基点，职业教育摆脱参照普通教育的发展模式，转而探索创新自身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政校行企”多主体协同治理，使职业教育系统跳出内部层次发展的单一思维，向内外部跨界融合、协调发展转变。

（四）“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现代职业教育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为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对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界融合、有效对接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路径，也是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在融合发展上，要深化职普融通、学历教育和培训融通、师资融通，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认证，纵向流动；在有效对接上，要深化产教融通、校企融通，促进职业教育高级化、社会化、区域化、产业化、聚集化，提升其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百年发展历程，是职业教育制度和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主流与方向。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举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关键阶段。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抢占全球人才竞争的制高点，要求职业教育持续强化类型特色，坚持多元办学，跨界融合发展，提高开放水平。现代职业教育将在不断增强适应性中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作者张明广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与政策；刘建同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