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7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考志愿填报结束、中考成绩陆续公布，3000多万中学应届毕业生即将来到他们的人生路口。

这种时候，“一本还是二本？”“能不能上重点高中？”是孩子们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常被人忽视，或者只是还未能进入公共视野的事实却是，一半左右的“大学生”都来自高职（专科）院校，而根据教育部的规划，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数量，也将“大致相当”。

去年，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874万名大学生走出校门。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企业技工荒”。教育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答案不言自明。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成为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职业教育扩招面向的不只是应届的毕业生。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社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又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动员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报考高职院校。

目标设定好后，路并不一定好走。

职业教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成为医生、律师，也需要电力工人和面点师傅。具体到我国的发展阶段，在工业4.0时代，高素质技术工人时常比写字楼里的白领更“金贵”，更“高大上”。

职业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学徒制，徒弟在作坊，而不是在学校里跟着师傅学习技能，直到能独当一面。从一开始，它就是一项以谋生为目的的教育模式，实用且现实。

如今，中世纪的黑暗早已散去，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在中考和高考结束，考生选择未来的道路时，成绩往往会作为主要依据，把考生分流到不同的教育模式里。

这关乎公平——绝对意义上的公平，或者现实意义上的公平。

理想环境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自由选择接受何种教育的权利。有些家长会说，孩子初中时成绩不好，但到高中时就会发力、逆袭。从全局来看，这些孩子永远都是少数。

客观上，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存在，教育就不可能实现绝对公平。一个不擅长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或者处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学生，更可能面对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实。

如果想要通过复读进入普通高中或高校，就会挤占应届生的学位资源，那是另一种不公。

教育机会平等指的是，教育机会的获得依赖于学生已有的基础和潜质，而不是社会背景。

前段时间北大教授丁延庆吐槽女儿，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辅导，女儿“离倒数第二名都有很大的距离”。清华大学教授刘瑜也感叹，“我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普通人”。

从这一点出发，职业教育实现的是一种“现实的公平”。“普职分流”的基本假设就是国家和社会需要不同类别、层次的劳动力，而除了文化和制度选拔上的原因，人的素质和天赋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职业教育对那些在普通教育中处在劣势的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不至于无路可走。

这条长期不被看好的路并不算差。2017年，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第一次超过了本科，次年二者的就业率差距扩大到1个百分点。

事实上，“普职分流”是工业国家的普遍做法。在德国，学生通常在小学毕业后就要“分流”；新加坡更早，四年级时就要作出选择。

比起这些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教育质量还有不小的差距。

长期以来，作为本科和普高录取的“剩余”产物，中国的职业教育更像是“差生”的收容站。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更低的教育层次，而非另一种彻底不同的教育模式。

这与职业教育长期积攒的“口碑”不无关系。国外职业教育主推的“校企合作”，在国内一些地方演变成毕业前的“强制实习”，而不是共同培养。因为生源“差”，一些学校管理也常常“放羊”。

师资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稀缺，很多职校的教学理念还停留在普通教育的理论知识灌输上，而不是回归就业本位。

国家和社会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出工匠，但工匠精神同样适用于教育者。教育质量是一切有关职业教育目标和战略的前提，也是那些选择这条道路的孩子们的最坚实保障。

更大的障碍是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很多家长认为只有普通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信奉“升学主义”，实际上可能漠视了受教育者的真正发展需求。“读书”固然“高”，但在这个时代，“读书”的形式和自由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和技能都不挑人，更不挑人学习和提升自我的地方。

谁能定义“社会地位”？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也不同。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专生的地位甚至要比高中生高。没人能确定，下一个10年、20年，会不会形成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