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易·艾黎将人生中的60年奉献给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并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其教育实践有力推动着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他立足中国国情而倡导的具有前瞻性的职业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时至今日仍然值得赓续和弘扬。

一

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1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及与该运动相融合的“培黎工艺学校”是我国职业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始于国难深重时期强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工业发展并培养急需之技术人才的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其内在精神与价值历经时代变迁，绵延发展至今。

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与一位热爱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投身于中国革命并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与艾黎有深厚友谊，对其做出的重要贡献高度肯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在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盛赞路易·艾黎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高度评价了在华工作生活60年的艾黎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的友谊之桥，称他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大多与艾黎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举办的八十寿辰宴会上致辞时就称其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并深情地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可见，艾黎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要，这份尊敬背后正是艾黎对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关键点，研究路易·艾黎这位在党史上享誉甚高的国际友人，我们可以发现，他与中国20世纪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构建与转型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他面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民族救亡的深重灾难和自强图存的历史需求，对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始终抱有从未动摇的信任，并竭尽全力倡导和推动小型工业合作社，调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来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且，他深刻地意识到举办工艺和技术学校培养支撑工业合作的人才更是关键基石和时代之需，并不断地形成了立足需求、面向大众、手脑并用、创造分析、合作共处和教学生产相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为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之路。

二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新西兰人，在中新两国都享有极高声望。他一生热爱和平、热爱中国，奉行国际人道主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且身负重伤，投身中国革命后为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工业和教育事业发展深谋远虑、倾心奉献、身体力行，其作为核心发起人和关键领导者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培黎工艺学校成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他本人热爱中国文化且富有研究，将唐诗特别是李白、杜甫的名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译成英文在海外传播。他一生著作丰厚，出版各类作品达60余部，并因之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一）接受良好教育并成长为一战的卓越战士

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以西60公里的斯普林菲尔德坎特伯雷镇，在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利（Frederick James Alley）是一名教师，醉心于康德哲学，曾撰文研究教育改革、土地所有权和农业发展。母亲克拉拉·玛丽亚·白金汉（Clara Maria Buckingham）是英国移民的后代，结婚前是一名女教师，曾积极为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事业奔走努力，对艾黎的中国事业倾心支持。

艾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高中时期成为学校军事学员团的成员。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于1916年初报名加入新西兰远征军，在一战期间最为惨烈的索姆河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肩膀而受伤。在法国战斗期间，艾黎偶遇中国劳工军并与他们并肩作战。1918年8月，艾黎和战友成功袭击德国机枪阵地并获取情报，因勇敢无畏，被授予军事勋章。在之后的战役中，他再次身受重伤，在法国接受了手术并在英国疗养恢复，1919年初回到新西兰。

（二）热切关注并彻底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艾黎回国后通过《奥克兰周报》等渠道不间断地了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正在对旧的势力进行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扫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在变动, 世界也不能不变动，而这个世界也必须变动。到中国去！他起这样一个想法，便也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1927年4月21日，艾黎抱着“去看看中国革命”的想法来到中国上海，在工作之余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建立友谊，并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利用假期在上海、内蒙古和陕西开展调查，参加饥荒救济工作，使他对中国人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并积极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1937年，艾黎赴英国、欧洲和北美洲考察工业发展情况，参观了许多工厂。当时中国的工业之都上海被日军轰炸，日本人故意瞄准工业区，以压倒中国工业，这导致工厂一片废墟，数千名上海工人流离失所。面对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中国如何保持工业生产成为艾黎思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37年，在宋庆龄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联合中国多位爱国者，以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为目的，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即“工合”（Gung Ho）运动，并由艾黎负责起草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社的计划。

“工合”运动产生于中国抗战危难时期，这是一场发动全民族力量的生产自救运动，其宗旨是“树立战时的轻工业，以应军需之用；救济流亡失业的技术工人及难民，以备在抗战的过程中奠定国防重工业的基础；为防止资本主义的流弊，主要办理合作经营”，它需要人民参与、组织有序、资金充沛以及技术支持。“工合”运动组织工人和难民，避开大城市和港口，在中国腹地建立工业制造合作社，生产和制造战时中国人民及军队所需的物品甚至武器，以全力协助抗日斗争，并为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生计。

此项计划的实现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以团结所有力量。埃德加·斯诺提名艾黎担任这一领导角色，并承担技术顾问的所有工作。艾黎以极大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亲力亲为，推动和管理工合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行程28000多公里，许多时候都是骑自行车、步行或骑马。其工作成效卓著，两年间形成一个遍布16个省、涉及50多种工业、包括3000多家小型合作工厂并雇用了30多万名工人的工业生产格局，产品包括纺织品、玻璃制品、糖、煤炭和电机等消费品，还为抗日军队提供毛毯、帐篷、担架、制服以及军事用品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配合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工合运动, 艾黎决定在香港成立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1939年7月21日, 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由艾黎担任执行秘书，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开始接受美、英、 新西兰等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捐赠。

艾黎于1939—1941年为工合运动先后三次去延安, 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得到他们的高度赞赏和热情支持。艾黎在延安三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专门与他进行会谈，给他的影响极深。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在得到了毛泽东的准许后，艾黎亲自为延安的工合事业起草了发展计划。

“工合”运动先后提倡“建立三万所合作社”“予数百万人以新生命”“恢复战前工业生产量”，以及“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协助国家工业化”等口号，这充分体现了这场运动推动中国工业在特殊时期得以发展的根本目的。1940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刊发文章评论这场运动的成效，“合作社的优势很多。这些单位可以移动，容易隐藏，易于安置，不像大型工厂那样成为日本轰炸机的明显目标。他们提供军需，而中国还没有其他能够如此有效地生产军需的部门。……他们为数百万为自由而跋涉向西徒步旅行的难民提供了希望，以工作形式提供持久救济……。合作社使整个社会焕发了活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艾黎提出的“Gung Ho”这一口号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个词汇，其意为Work-Together，是艾黎倡导的“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体现。

（三）永久定居新中国并全力推进中新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艾黎选择在新中国永久生活下去。他更多地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新西兰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1952年，他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并以此身份访问了万隆、开罗、德里、河内、哈瓦那、赫尔辛基、雅加达、平壤和斯德哥尔摩。在新西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艾黎成为新西兰的非官方驻华大使。

艾黎努力将不断变化的中国广泛地向世界介绍，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如唐诗翻译成英文。1982年，北京授予他荣誉公民权。198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断活动30多年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恢复了活动。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脑血管栓塞并发心脏功能衰弱去世，终年90岁。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原则，它揭示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以来人类教育变革的基本方向和模式。艾黎推动的“工合”运动不断探索着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尽管在战争背景下有其特殊的运行模式，但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确实适应当时的国情，因此成效极其显著，缔造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历史阶段。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业化探索历程，一方面为中国当时的教育变革提供了产业发展需求，即需要千千万万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者充实到“工合”的生产一线；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革命成功后“新教育”发展的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这对于认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并以之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工业化新世界对“新教育”的迫切要求。

艾黎在工合运动之初就意识到开展技术技能教育应当作为工合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确保工合运动得以成功和发展。当陶行知于1938年看到艾黎关于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时大加赞赏，认为此项运动除了使被难工友得到救济，国防工业得以建立之外，还有至为关键之处就是使其倡导推进的“工学团”运动得以有更为宏大的工业发展背景而同时并进。他说：“一年前，《中国之声》记者夫妇和我在纽约见面，并把艾黎先生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计划书草案给我看，我详细的读了一遍，觉得这是建设国防工业的根本大计，很是高兴。”事实上，在陶行知看来，工合运动营造了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契机，而这恰恰是“新教育”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虽然艾黎先生的草稿及印出来的小册子里面的工合只具备了‘工’和一部分的‘团’的作用，而没有提到‘学’的作用，但是我相信这个运动开展的结果，必然的要把‘学’包括进去而成为一个工学团运动。”因此，在他看来，“如何把‘工’做得好，把‘合’团得好，都非大大的注重‘学’不行”。而事实上，工合运动很快就启动了职业教育实践，艾黎自己说：“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陶行知对此大加赞赏，他说：“我对于整个工合运动是抱着无限的希望。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伟大的生产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运动，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

艾黎对于在“工合”运动进程中举办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的学校抱有极大的热情。我们在他为延安“工合”设计整体方案并推进运动的进程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建立和发展“青年技术学校”有巨大投入，而该校其实就是享誉甚高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当时“为了对外宣传方便，自然科学院对外宣传用青年技术学校”，该院是中共中央为了充分发挥1938年夏秋之际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技术领域的作用而于1939年5月创办。但自然科学院取得实质性进展则是在1940年艾黎将募集到的捐款带到延安作为启动资金以及艾黎与林伯渠等确定建院选址之后的事情。“自然科学院的建设是在国际友人艾黎同志的大力资助下进行。……最初，他从南洋群岛募捐了一笔钱，开始拿出一千多元（美金），三百多元给‘工合’，一千多元给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艾黎同志的母亲，对艾黎的事业很支持，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很热心，当时已86岁高龄，在新西兰骑着脚踏车到处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搞募捐……艾黎同志的母亲第一次送到延安的捐款记得是九千五百美金，用于办自然科学院、光华农场……第二次送到延安的捐款大约是五千多美金”。党中央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艾黎及其母亲送到延安的捐款大部分给了自然科学院。此外，艾黎还从香港和海外设法弄到了不少设备，有的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自然科学院在办学方面分为初中部、高中部和大学部，“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自然科学院是延安时期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其意义不止于促进延安的“工合”运动，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科技、工业发展培养一批早期的重要人才。

艾黎推动的“工合”运动被誉为“伟大的教育运动”，其主要体现是创办了一批“培黎”工艺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围绕着合作社生产所需的技能，以半工半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同时传播“工合”运动理念，以期为工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940年起，艾黎推进工合在全国的东南、西北、西南的四川开始试办培黎学校。他之所以以“培黎”作为学校名称，也有其重要寓义。他说：“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1891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第一所培黎学校在江西赣县创办，6个月后停办，此外，在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甘肃兰州和河南洛阳等地分别建设了培黎学校。1940 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一个机器合作社和一所培训学校，即“陕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除双石铺学校外，其余学校均在举办一段时间后因种种原因停办。1944年12月，双石铺学校正式迁址至陕西山丹，成为著名的“山丹培黎学校”。

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的教育实践有其鲜明特色。第一，面向人人，向人民敞开学校大门。学校学生几乎全是战争孤儿、难童和贫苦的工农子弟。艾黎指出，山丹培校的实践证明，正因为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使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在力，其智力和能力要强得多。他说：“那些被抛弃在路边的赤裸、饥饿的难民孤儿，那些文盲父母生的文盲孩子，可以培训成为出色的技术人员和能干的行政人员。”学校广泛接收学生，在校学生最多时有来自全国17个省和甘肃19个县的500多人。艾黎就是要证明出身和条件不好的受教育者同样可以被培养成为优秀的人才，这是他试图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提倡合作和创造，培育真正能够服务社会的新人。双石铺培校在创办之初，就确定办学宗旨为“培植青年合作社员的服务精神，启发其向上意志，提高生产技能，增进合作知识”。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养成合作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具备娴熟的技术，能够为合作建设贡献力量。因此，在教育教学中，广泛地使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师生关系要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真正培养学生自管、被管和管人的能力。

到了山丹，艾黎确定校训为“创造、分析”并镌刻于石。这更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实践理念，旨在教育学生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要具有生产的实践经验，能够自己进行分析和创造，这正是要让学生们达到引领时代、推动进步的效果。

第三，坚持半工半读、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一流的技术技能人才。山丹培校在艾黎的领导下，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意旨，实施真正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学生所学课程比较复杂，其内容不仅立足当下，还指向工合运动的未来。“他们的学术水平一般说是很高的，尤其是英语知识方面，比之于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生，毫无逊色……他们经常研读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等与他们所用的机器有关的知识，以及西洋科学的发展情形……学校还教他们怎样用西洋会计法应用到中国账本上去。此外，对于合作原理，及它的基本哲学，亦是他们主要的功课”。之所以有这样的课程设置，因为艾黎认为他们的学生不仅将为中国农村工业服务，可能整个亚洲的工业化都需要他们，因此要富有远见而为未来育人。

与此同时，艾黎大力推进山丹培校建设起供学生半工半读实习的各种生产场所。建成机械、纺织、电器、化工、陶瓷、玻璃、皮革、造纸、煤窑、汽车运输、农业、畜牧、垦荒、地质勘探、测量、地下水利用工程和医院、副食品作坊、小型糖厂等20多个生产车间和实训基地，此外，还有机械加工设备27台、动力设备47台、大型卡车30部、20张病床和X光机等配套医疗设备。在那个时代，这样真实有效的半工半读学校教育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为了更好地强化教育与生产的融合，山丹培校与当时存在的若干乡村工业示范组建立协作关系，“创办各项乡村工业，由该组供应机具经费，初期注重技术实验及训练，一俟生产达于自给自足，将逐渐改为合作经营”。通过产教融合，依赖学校技术实现真实性生产和经营的目的，足以证明当时山丹培校师生有较高的技术运用水平。事实上，山丹培校长期聘请20余位外籍教师授课，还曾送学生到海外实习实训，持续保持较高的办学质量。

艾黎在山丹培校艰苦卓绝、热忱投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先驱王士倬在考察完学校后，为艾黎的艰辛付出和崇高理想而感动。他描述道：“他穿着草鞋，每天在甘肃省最穷苦的一个地方‘山丹’，吃灰色的馍馍和白薯，没有肉。步行二十华里，对于六十多岁的艾黎，是日常之事。他是教育家，培黎学校的校长。他是外国人，籍贯纽西兰。他对于中国的工业合作协助，怀抱着无限热忱与无匹的勇气，要替乡村工业开辟一条生路。”艾黎在山丹办学的艰苦与不易跃然纸上，让我们看到这位教育家为中国的事业而“不改其乐”的境界与精神。

四

艾黎被誉为“工合之父”，在其推行“工合”教育和举办培黎工艺学校的进程中，不断地形成具有引领时代发展和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较为系统的职教思想体系。

（一）立足中国国情强调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在艾黎看来，推动和落实合作社的发展，不能离开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早在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时候，他就清醒地意识到，成立和推动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在他看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地域广袤，只有通过实践性的技术教育，学员掌握多种生产技能和管理方法，才使适应各地不同的特点和需求。他说：“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因此，艾黎的推动技术技能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辅助工合运动，有着明确的指向，是面向未来的工合的创造性发展。

艾黎重视技术技能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立足于中国农村、农民的发展，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教育是解决上述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通过技术技能教育使中国农村老百姓与现代工业结合起来，这其实是符合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他说：“在山丹办学试验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将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 帮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平, 使他们与即将兴起的工业化中国融为一体”。当时，工合的同仁们也非常明白艾黎倾心于山丹培黎学校是有其深远的目标和用意的，他们认为艾黎在为其信念奋斗，即“埋首西北边僻的山丹主持培黎学校，其惟一的目标想为中国培养一批能手脑并用的新的干部，来负担建设新中国的一部分责任，这种理想粗看似未免过于迂远，难期速效。然他能舍身为事业的精神与始终一贯的意志，值得我们从事工合的同人钦佩效法的”。艾黎的远见既具有时代眼光，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开辟一个新世界有着执着的信念。“他期待着有一个新秩序的出现，并致力于培养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建设新中国的年轻人。他特别认为，工业的发展与乡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之外，还能发挥作用”。因此，他的全部努力都在为未来的新中国成立与发展而不懈地进行着。

艾黎在新中国成立后，看到中国的发展趋势，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大国, 青年人不可能都住在城里寻找电子计算机或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必须有众多的人到农村去,为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事实上，中国的乡村教育一方面需要为农民提供生产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还要为那些希望在乡村创业的人提供技术技能教育的支撑，实现人才向乡村的流动才是真正有出路的乡村教育，这一点，艾黎有着先见之明，这也是他回顾与总结自己毕生的教育经验，写成《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这本教育著作的真实用心。

（二）立足马克思主义倡导“求知生产不相离”的教育原则

艾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地学习和研究，20世纪20年代他来到上海后即参加了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思索并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认识到这个旧制度必须要推翻”。之后，他不间断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艾黎的教育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从工厂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的思想，也就是未来教育体现为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相结合来提高社会生产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同。他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轨迹不断探索，将发挥人的潜在才能和通过实际工作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管理能力作为其教育的重要方向。

第一，艾黎强调接受教育是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人的成长从本质上就体现为不断进行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结合在一起，既是人受教育的结果，也是人成长的结果。这种思想与他对知识本质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基于这种认识论和知识观，他在其著作《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一书的前言里对于人的教育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培养青年正像培育一粒籽种发出两片子叶一样，人们不可能先培育出一片子叶，然后再培育出另一片子叶。教育青年要像培育籽种发出两片子叶一样，必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劳动实践，手脑并用，使两片子叶同时展开，让幼小的禾苗正常发育，茁壮成长。”

在这种哲学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把人的教育目标界定为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青少年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说，应当教育他们是什么，还要教育学生为什么，要学生会提问，会追根求源，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艾黎提倡教师要用启发的办法，给学生打开思路，鼓励学生自己沿着指示的方向前进， 而不是牵着他的鼻子，强迫他走，压抑他的自信心。要循循善诱，让学生自己思考，产生向上的意志和精神，不必多由教师代劳而求其通达。

在他看来，“劳动创造了人，人的大脑和手的劳动，创造着世界。因此，教育要按照这个原理，做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做到手脑并用，协调发展，不可偏废”。因此，在具体教育教学中，应当探索创造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让学生学会分析，具有创造性。

第二，艾黎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总结了在山丹举办培黎工艺学校时的办学经验：“我们在山丹发现了为普通农民建立一个理论和实践适当平衡的教育中心的办法，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不只是偶尔结合，或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结合，而是每日每时都结合。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如果要成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人才， 必须每天都参加实际工作，不经常实践，理论是学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他深刻地意识到针对普通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要坚持进行常态化的结合，从真实的任务或工作出发来进行理论学习和技能传授。

在理论教育方面，他认为迫切需要传授的首先是技术理论，也就是应用型的知识，而不是学术性理论。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像工艺师傅一样，既教学生必要的理论知识，又能动手示范技术教学和一专多能。

艾黎“求知生产不相离”的教育思想和作法，既适应了当时“工合”事业发展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训需求，也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教育发展思想切实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实践，这对于时代巨变下，中国在抵御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不断进行后发式发展和明确教育改革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第三，艾黎推崇劳动和学习同步进行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学习的结果转化劳动的成果，就使得学习产生了即时的价值，能够使学生引发对学习价值的认同和思考。他深刻指出：“劳动和学习必须同时并进，这叫做手脑并用。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成果来，每件东西都和使用价值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效果良好的教学方法。”

他对劳动与学习关系的认识并不同于简单地使学习过程变成为劳动的过程，而是要让两者有机地结合。这种结合是学习不断地向劳动成果的转变，是对学习价值体现在劳动价值上的认同，这是对劳动与学习内在关联的深层次解读。对于我们今天提倡和推进劳动教育同样具有重要启迪。

（三）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进合作精神的培育

艾黎全力倡导的“工合”理念，既重视通过技术培训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将技术与生产相结合，充分发挥其实用性的方面，也特别重视技术培训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互助性，以及因互助而进一步生发出来的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危险时候得以战胜敌人、永续发展的民主理想、乐观精神和合作能力，这也是对“工合”倡导的“Work Together”“一起干、努力干”精神的最好诠释。因此，在艾黎的视野中，通过合作社要为身处在任何地方的中国人民提供平等参与合作、共同创造财富的机会，同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受教育可能，从而为这些人进行自主与创造的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可以说，艾黎提倡的这种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合作精神”，就是一种持续构建中华民族内部“命运共同体”的尝试。

第一，艾黎培育合作精神的思想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生产模式进行重构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和工业生产虽然经历了大发展，但近代工业化进程被日本的入侵阻断，面对占比巨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等前工业生产模式，工业合作社既是保护已有大工业生产由大城市转移到腹地开展的方式，也是推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适应工业社会需求进行的大范围的重组和重构。“‘合作生产’的口号不仅适合于保护合作社的成员，而且适合于全体合作社有计划地合作生产相关的产品。他们将会知道，根据计划原则的标准化生产，并不排斥个人的积极性、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和民主管理”。通过教育培育合作互助精神，恰好就是为了适应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既是应战时生产之需，也是面向未来发展之需，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变革。

艾黎的合作教育思想中还浸透着爱的教育理念。他强调为人需要回馈社会，并以之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人生目标。因之学校及教师应当坚定地建立“以人为本、爱生如子”的教育观念，要让学生作学校的主人，要从小给学生委以“重任”，以培育适应社会变革的、具有坚实的群体观念且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主人。

第二，艾黎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对于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合作互助的精神和能力充满信心。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清了国民政府的本质是追求私利，而对于边区则充满期待和希望。他清楚地看到，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地推进了合作社的工作。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艾黎越多看见这个惊人的民族的勇敢和多谋，就越相信一种激发他们惊人的复元力量的民众运动的健全性。”边区合作社及其教育的成功，使他更加深信培育合作精神的教育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路易·艾黎作为一名外国人，抱着对中国无比深厚的热爱之情，联合和发动国际力量共同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其自身也以勤苦无比的状态投身于各项助益于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和教育工作中，既以其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卓越贡献而享誉海内外，又因其提出系统前瞻的职业教育思想而影响新时代。时至今日，我们在缅怀其无私奉献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职业教育百年发展进程所贡献的思想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