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正在提请两会审查审议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教育将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推动教育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这一话题在两会期间引发关注。

提供高水平人才支撑和保障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多名代表委员和专家认为，教育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会更加凸显。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支撑和保障，所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教育的作用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个基础作用、保障作用、支撑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说。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已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关口。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决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认为，到2035年，要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未来15年人均GDP增长速度需达到4.7%以上，有赖于教育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国家教育总督学顾问、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认为，新发展格局下，“双一流”建设高校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心聚力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要面向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集中精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高职院校要主动面向产业与市场需求，积极探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现在高校培养的学生，是15年、20年后社会的领军人才。高校现在的学科体系、知识结构，能否适应未来的产业发展需要？这是很大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教授赵继认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格局下，创新类人才培养需求更强烈，这就需要高校进行学科升级，在学科结构上更大程度与国民经济结构相适应。

如何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水平人才？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建议，在教学科研中，在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研究领域，鼓励学生提早进课题、进实验室、进团队，建立目前比较欠缺，能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将研究课题与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满足企业新型人才需求，促成科研成果及时转化。

“当前我国存在严重的人才缺口，尤其是颠覆性技术革新所需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说。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从教育的作为来说，职业教育处于重要位置。”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认为，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源优势的构建过程中，一头链接经济发展的生产、流通、分配各个环节，另一头链接就业民生，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两头链接”的过程更加紧密、直接。

郑亚莉建议，要提升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服务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的平等化；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重点，从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需求侧，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的创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题。

“当务之急是释放高校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学科的创新引领作用，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加快技术攻关。”钟秉林说，当前尤其需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加强基础学科的创新引领作用，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技术、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根本性方向指引和基础支撑。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结合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进一步发挥高校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方面的贡献，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我国关键技术原始创新力，二是帮助企业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认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高校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工作，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探索性、原始性的国际前沿学术研究。

施卫东还认为，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除了少数国际性大企业能够培养独立的研发技术人才，绝大多数企业是没有研发人员的，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企业与高校的深度产教融合。

“高校可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多学科的优势，紧密对接产业链、服务创新链，面向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尤其是我国‘卡脖子’领域，帮助企业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施卫东说。

赵继认为，高校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要依托学科，构筑平台，围绕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会聚人才，推动知识体系创新，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校学科育人的良性循环。

开拓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局面

“服务发展新格局，既需要发挥教育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局面。”钟秉林说，这要求在后疫情时期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探索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拓展新领域，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重视教育教学的在地国际化，立足本土本校，提升全体学生的国际化和跨文化素养，形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格局。

“在这场全球抗疫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一大批海归专家在抗疫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大批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为我国捐钱捐物，共同抗疫。此外，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通过国际认证，并为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支援抗疫。这些都是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教育对外开放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优势。”施卫东说。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马陆亭认为，面对从美国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应该看到各国比较优势存在、资本趋利性本质存在、创新降低成本趋势存在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不变，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美国越是封锁，我们越要开放，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要走在前列。”马陆亭说，“双一流”建设大学要主动关注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变化，了解不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特色，分析知名大学的一流学科分布，积极作为，广交朋友，拓展多国合作，用更多智慧推动学术交流，助力国家开放大局。

王树国认为，教育全球化是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要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摆在重要位置，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

“作为培养全球治理国际化人才的外国语大学，要深刻认识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出的崭新要求。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要求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外语人才，提供多元国际化全球治理人才。”刘宏认为，外国语大学要树立全球化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观，要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内部管理等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职业院校成为教育国际化最为活跃的主体之一。”郑亚莉说。

郑亚莉建议，要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走出去”，还需要主动对标“世界一流”的国际职教标准，积极参与国际职教分工，为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加强与信誉良好的国际组织、行业协会、跨国龙头企业合作，丰富合作模式，拓展合作平台，持续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全球参与度与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