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实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笔者认为：一定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个人终身教育的需求，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必须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关注职业教育系统性，就要使职业教育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为此，必须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三个典型类型特征：一是跨界，即企业与学校联姻的合作跨界，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整合，即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重构，即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跨界是前提，整合是过程，重构是结果。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由一元主体转向双元主体，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由单一需求转向双重需求，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由单维思维转向多维思维，要求必须有跨界（物理的变化）、整合（化学的变化）和重构（生物的变化）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谈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之所以提出类型教育，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分工强调的是层次，是一种垂直分工的模式，如由低到高依次为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科学家。问题在于，根据人才的垂直分工，教育也依此进行了垂直分层，导致社会普遍错误地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学术教育是高层次教育”。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秉持“社会分工是类型”的理念，将这种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为此，教育应根据“社会类型分工”的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职业人才。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应用教育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普通教育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等。但不管是职业教育、应用教育，还是学术型教育，每一种教育类型都有自己的层次，即“类型中有层次”。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即类型，“状元”即层次，说的就是类型和层次的关系。升级版的中国经济，需要升级版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与普通教育等值而不同类型的升级制度。目前国家启动了1+X证书制度试点，1是学历，X是技能，通过两者综合反映学习者的能力。但是，目前职业教育还没有自己的分级和升级制度，1+X制度还需进一步拓展，为此需要加快建立涵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教育需要进一步开放，职业教育要“走出去”，需要采取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

怎样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按照传统思维，就是参照普通教育，即你有什么、我就应该有什么，如普通教育有本科、职业教育也要有本科，普通教育有硕士、职业教育也要有硕士等，在层次上考虑过多常常会忽略类型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教育的每一层次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因此不能按照劳动市场需求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而职业教育的每一级都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可随时根据劳动市场的需要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因此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

为适应科技发展，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但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是一次性实现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应该是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完成的，所以必须考虑非正式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教育途径，这样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一个开放、终身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在国家资格框架以及学分银行基础上的多途径开放式现代教育体系。

第二，关于职业教育学科地位。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只是一级学科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普通教育只有一个学习地点，即学校；而职业教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即企业、学校等场所。因此，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学校的运作规律，还要关注企业的运作规律；职业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习心理学，还要关注工作心理学；不能只关注学习过程，还要关注与学习过程相关的工作过程。职业教育的基础科学，也就是元科学，不能只有教育学或教育科学，还应有职业学或职业科学。所以，职业教育治理要跨界运作，就要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职业教育既要关注教育、学校和学习，也要关注职业、企业和工作。正是这两组三个要素构成了两个领域之间的跨界。完成跨界后要实现整合和重构，要在职业学和教育学之间架设一个互通有无的桥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表明，只有一个学习地点的普通教育的参照系，是不适用于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的。然而，在教育学领域，普通教育学无法覆盖的职业教育学，却只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同样，只有对跨界的教育进行跨界思考，对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才能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谈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治理问题。目前，从事职业科学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职业教育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妨碍了有才华的青年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这一学科研究水平的不高，也与其学科地位紧密相关。职业学或称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的科学，是整合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科学，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应用性实践研究，也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理论研究，是将实践与理论两者结合在一起开展有机研究的科学。这就要求：一要关注实际职业劳动所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与系统化；二要关注实用相关专业科学需阐述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和系统化。而职业教育涉及或覆盖的专业科学，涉及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是一个明显的交叉学科。最近，我国将交叉学科列为一级学科。例如，新增了集成电路专业为一级学科，并将其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为此，笔者也希望通过职教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学科建设中提升职业教育的学术地位，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第三，关于职业教育管理职权。作为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加宽广的“频谱”：它所覆盖的教育生源更加宽泛，不仅有应届生源，还有非应届生源；它的教育途径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不仅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非正规教育的职业培训，还有非正式教育的自学、线上学习等；它的功能范畴更加广阔且具体，既重视个性发展的教育功能，也关注为服务社会发展社会功能。例如，稳就业就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功能。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为1300万～1500万人，今年由于疫情只能实现900万人的就业目标，可是今年高校毕业生就有847万人，明年将超过90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新增劳动力的60%～70%将是高校毕业生。这里说的还只是劳动力增量。我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转业退伍军人、结构性失业者以及大量的残疾人，总数高达4亿多人。对于这么多的劳动力存量，一方面，国家要千方百计保就业，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措施；另一方面，为适应科技发展对职业人才的新要求，国家实行高职扩招、中职扩招，以优化劳动力存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职业教育扩招，使得职业教育占据更新的地位。这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是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是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也是提升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目前，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与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分离，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交叉，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之间存在供需关系上的脱节。为此，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综合管理机构，基于国家职业资历框架，对现代职业教育进行有效治理，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好的尝试。20世纪末，我国曾拟定过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署”方案，后于1990年成立“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就是一个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联合组建的职业教育机构。但因各种原因，1992年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又分成两部分，分别划归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门主管。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基层实践的成功案例。例如，河南信阳平桥区将负责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平桥职业教育体育局，与负责就业培训、劳动保障、劳务与涉外劳务的平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并，成立“平桥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

曾经的尝试和实践的智慧，促使我们期望朝着更为理想的愿景努力，即将“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职业能力建设司、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专业部委职业教育部门、行业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工会、妇联等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相关职能纳入。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跨界。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结论是：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