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工业机器人学习型工厂指导学生实训。胡博策 摄（资料图片）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而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人”的转型升级。人既可能是被大潮裹挟的对象，又必然是转型升级的原动力。产业转型升级向人的培养机构特别是直接输送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发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如何响应？针对这些问题，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职业教育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系列观察，敬请关注。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工厂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境地，而烟台富士康却没有受到很大影响，2020年2月3日就复工复产，生产秩序稳定。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企业只有技术密集、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才能快速恢复生产。”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区最高行政主管郑光傑说。事实上，不仅烟台富士康，在浙江、广东、江苏等制造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智能化、无人化改造。相伴而生的，则是人力资源的更新。

全球范围内，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中，机器换人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越来越离不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

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

2009年，禚刚刚从威海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后带着“双证”——毕业证和高级维修电工证——进入烟台富士康，成了索尼笔记本生产线上的一名锁螺丝工。

“一台电脑需要锁6颗螺丝，一天要经手1200台电脑，锁7200颗螺丝。”禚刚刚回忆，“熟练了很轻松，但比较单调也没有技术含量。”

当时的烟台富士康，放眼望去“乌泱泱的全是人”：组装一台笔记本电脑有60道工序，一条生产线就需要60人；一个车间12条生产线就有720人；全烟台厂区有10万产业工人。

试用期过后，禚刚刚选择去自动化部，做一些设备和制具以辅助生产线生产，“一线工资高，但自动化部专业对口，而且我更想学点技术”。

从2013年开始，禚刚刚注意到车间里人逐渐减少，“现在，原本需要60人的生产线只剩下十几人，而由于全球笔记本业务量下滑，索尼笔记本生产线也被取消了”。

事实上，禚刚刚的感受并非个人感觉。2012年富士康开始“机器换人”尝试。经过4年摸索，2016年开始发力，到2019年上半年，富士康在大陆各厂区总计已经拥有8万台机器人，其全部计划是布局百万“钢铁侠”。

与此相对的是用人的大幅减少，仅富士康烟台厂区，从2009年禚刚刚入职时的10万人，到2019年的3万人，已经减少了7万人。

10年间，禚刚刚从一名一线流水线工人转型成功，担任自动化部生产车间主任，带着团队研发了50余种设备和工具。

“最近一次是与两名同事用半年时间研发了热熔机，一次性可以熔100个螺母，大约相当于16个人的工作量。”禚刚刚说。

现在的烟台富士康工厂，无尘车间干净明亮整齐，再也看不到“乌泱泱的人”，更多的是整齐划一的机械臂和各种辅助生产工具。而烟台厂区的业务也从笔记本电脑组装过渡到生产自主品牌的白色家电。

什么是机器？在禚刚刚看来，这个概念包括自动运输物流小车、自动锁螺丝机、热熔机……“凡是可以取代人的东西，统称为机器”。在富士康10年，禚刚刚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

在他看来，机器换人，一方面是市场原因，传统代工业务逐渐减少，用工成本又不断提升，自动化设备的导入将人从制造业剥离，既可以降低成本，也能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企业从代工厂向自主品牌的战略转向，也决定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机器换人，谁将被换掉？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技术进步对职业岗位的影响从没有停止过，而随着物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种替代更为明显。”烟台工贸技师学院副院长梁聪敏说，而随着机器代替人工步伐的加快，可重复、工作条件恶劣、环境差、任务简单、单调、强度大的职业岗位不断被生产效率更高、质量更可靠的智能装备、智能生产线取代，一批生产、服务、管理一线的人员将面临失业及转岗压力。

按照工信部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将达到100万台，大概需要20万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从业人员。而根据教育部、人社部与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0年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人才缺口将达到300万人，到2025年，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450万人。

“中国并不缺少建设智能化工厂投资资金，缺少的只是成熟的设备和合格的新型产业工人。机器换人给企业带来最大的挑战还是人，尤其是新型产业工人。”郑光傑说。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也提出，到2020年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2%，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为了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越来越紧迫的需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扩招百万”。随后，教育部在2019年5月发布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各地要科学分配扩招计划，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同时针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单列计划……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而实际操作中，无论是产业工人的升级意愿，还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职意愿，最初都不甚强烈。2019年，禚刚刚十几次到职业院校宣讲企业自动化部的重要性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而人力资源部门也为自动化部专门做了7次招聘，但应者寥寥无几。在烟台富士康内部，禚刚刚组织过培训，希望吸引有意愿的人来“镀镀金”，从普工转型做设备维护，结果“极少人参与”。

“从企业角度来看，新型产业工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原有工人就地升级，另一个是大专院校培养。目前这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郑光傑分析，从主观上来讲，生产线工人肯定有转型动力，因为他们将由此获得新技能和上升空间，但是客观条件却不容乐观，文化知识的局限性将把绝大部分工人拒之门外；大专院校和本科院校的学生在文化层次上有优势，但社会观念对工人身份的不看好又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选择。

新型产业工人从哪里来？

在位于宁波的恒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生产部经理5年，在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工作了10年，张阳志亲身感受了产业工人的“自然替换”。“现在恒河材料的员工结构是高职60%以上，高中、中专40%左右，而2014年前基本全是农民工。今年开始，招聘全部高职起点，伴随着智能工厂建设的推进，将逐步实现人员替换。”张阳志说。

如果说企业的转型发展是变革的肇始，职业院校的应对则是题中之义。烟台市教育局副局长许箕展用“大势所趋，主动应对”来总结烟台市职业教育面对机器换人浪潮的态度和行动。

“未来5—15年内，将是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交替、工业化时代与信息化时代互相交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三期叠加’时期。”许箕展说，随着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无法找到廉价劳动力，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每年上涨近10％，因此全球工业机器人快速增长，增速达到每年17％。工业机器人在纺织、机器制造、通用设备等领域被广泛应用，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对职业教育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来自哪里？许箕展分析，机器人设备维护、维修和管理类人才紧缺，涉及机器人应用、编程开发型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将呈现“井喷”之势。

“在100个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中，中职人才需要31人，高职39人，应用本科30人。”许箕展说，为产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不仅是教育部门有考虑，企业也有自己的打算。在深化校企合作方面，富士康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那就是“产教联盟”。通过产教联盟这个平台，富士康和更高层次的高校合作，得到自己想要的人才，同时考虑以教育投资、定向培养的方式，甚至直接参与高校AI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符合自身需求的人才。

2016年，富士康自动化部门的武占胜同时被淄博职业学院、山东冶金技师学院、烟台船舶工程学校等5所学校聘为“工业机器人应用”讲师，成为企业“双师制”的一员，每年两次到学校讲课，在学校专业建设方案、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案设计、智能实训平台建设、职业学校教师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最重要的其实是师资，是培养能够实操的技能型讲师。”武占胜认为，作为山东省产教联盟理事长单位，富士康积极推动把教师请进工厂，“说一说产业的未来、人才需求的未来”。

机器换人，对职教提出了更高要求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程度是一个国家工业自动化水平的重要标志。2013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超过3.6万台，2014年达到5.6万台，而到2018年则达到了15.4万台，连续6年保持世界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用户也从以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向内资企业乃至中小企业发展。在珠三角地区，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年均增长速度已达到30%。

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密度仍然很低。201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仅为30台/万名产业工人，2018年达到了140台/万名产业工人，增速很快。但与工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韩国（631台/万名产业工人）、德国（309台/万名产业工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在大陆的厂区也仅仅是布局了8万台机器人，离设定的百万“钢铁侠”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而对恒河材料来说，智能工厂的改造势在必行却又任重道远。

“机器人代替人工前途虽然光明，但全面进入制造业尚需时日。”在郑光傑看来，要想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智能化生产领域，必须从国家政策层面和社会观念层面予以引导，同时也应给予学校和企业更多激励。

“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加大培养动手能力，中小学增设操作课程和创意课程，大学应加强智能化生产方面师资力量，比如吸引更多行业精英进入高校任教甚至引进‘洋教习’。而企业则应提高生产线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待遇，并大力提拔理工科人才走上高管岗位。”郑光傑说。

而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慧波看来，宁波作为“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城市，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机器换人，“最开始是个别企业，老板有实力有眼光、主动为之，但更多的是无奈之举，人工已经达不到出口所要求的精度和效率了，这也促使了我们职业教育的变革和思考”。

“职业教育要从两个方面服务企业，一方面是从研发角度考虑如何介入，帮助企业研发设备、产品，走在产业前端；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度介入，才能对学生培养有帮助，这也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张慧波说，两年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开始进行市场调研，2019年9月正式成立中德智能制造学院，设立机器人专业，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与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团队合作，进行智能制造产品、设备研发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办职业教育要从整个产业变化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出发，去思考如何办教育，才能不滞后于产业，培养符合市场和产业需求的人才，甚至起到引领作用。”张慧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