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韩乐瑶/画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周子榆/画

看着每周各学院报上来的毕业生就业统计表，湖南省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庆国的心情也每每随上面高高低低的数据而起伏，“每周数据都会有变化，有时比往年同期高出1个百分点，有时会低1-3个百分点。但总体来看，就业签约率要比往年低”。

“和全国总体形势一样，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就业形势显然更严峻。”这不仅是摆在王庆国面前的难题，也是众多高职院校必须迈过的坎儿。

今年2020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其中，高职毕业生约为385万人。这届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又面临着哪些新挑战，或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高职又该如何“破题”？记者进行了多方调研。

不同专业“体感”不一

自2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系列举措，各高校、企事业单位等也纷纷上线各种类型的“云招聘”。但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来，“从这一段时间运行情况看，收效还不够明显。面对疫情，不管是企业还是毕业生，都显得尤为小心，处于观望态度。”

对此，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隆平可以说深有同感。往年组织线下招聘会，隆平从不用发愁，来报名的企业较多，需要经过严格筛选才能参加。去年该校组织的2020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就有700余家企业参加。而疫情期间，参加线上招聘会的企业通常只有80家左右，且签约率不高。

对此，隆平分析了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岗位数量和质量较历年同期偏低，学生的适应性没以往高；二是学生一般习惯通过校园招聘会找工作，对线上求职的方式还不太适应；三是学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强，觉得“我不如再等等看”。

对于高职毕业生来说，很多都是通过顶岗实习来确定就业单位的。“但受疫情影响，因企业复工较晚等因素，推迟、缩短了学生的顶岗实习时间，这会影响学生就业。与此同时，很多企业直接减少或停止了用人招聘计划，特别是服务类企业。”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费小平告诉记者，在2月的调研中，发现约有6.43%原已落实单位的学生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或不能及时到岗等因素，被单位辞退。

在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也出现了这一现象。隆平告诉记者，因疫情影响，需要重新就业的学生多集中在服务类行业的相关专业，比如在该校的化妆品经营与管理专业，约有20%的学生面临这一问题，而往年企业“一生难求”，几乎供不应求。而非服务类行业相关专业，比如化工、制药和智能制造类专业，就业形势相对较稳定。

疫情期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该校有272名学生因疫情影响丢失了实习就业岗位，影响率占总调研比例的4.45%。王庆国介绍，从学院及专业的影响角度来看，电子商务、商务英语（外贸）、软件类专业虽然没有到岗，但已经在家在线开工；社区、殡仪、养老专业，由于疫情需求增加，就业情况跟往年比，趋好；“但是旅游、会计专业影响比较大，因为旅游业受到重创，且该校会计专业主要在中小型企业从事财务工作，疫情对于中小型企业影响是较大的”。

此外，在郑亚莉看来，这与制造业复工情况相对较好，服务业复工进展缓慢不无关系。“当然也要看到，变局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新需求、新市场。疫情期间，新经济成为亮点，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云服务等新业态的发展，不但没受影响，反而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新经济、新业态呈现出的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疫情之前，它们已在快速发展，这次疫情不过是把它们更凸显了出来，比如说工业互联网、电商直播。”隆平认为，这对学校专业设置的调整也有所启示，“要瞄准未来的市场需求去培养人”。

升学意愿明显增强

面对今年特殊的就业形势，也有不少学生从就业大军中抽身，掉头选择了“专升本”继续深造这条路。

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今年的毕业生中，选择升学深造的比例比去年高出近20％，报名参军入伍的毕业生人数是去年的12倍；在2月的一项调研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中约有23.31%的学生有报考“专升本”的意愿，但王庆国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比例目前已上升至40%以上；同样，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人数也增长了2.5倍。

这一比例的上升，与教育部明确提出今年“专升本”扩招32.2万人不无关系。

今年4月，湖南省教育厅则发布通知，调整了原有“专升本”政策：2020年推荐专科学生参加“专升本”选拔的本专科院校推荐比例，由原来可推荐各专业平均成绩排名前20%，扩大到可推荐各专业平均成绩排名前40%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选拔，若排名前40%内有学生自动放弃选拔资格的，可按条件依次递补。

政策一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大三学生马娇兰明显感觉自己身边有意“专升本”的队伍庞大了不少。“学历是一个敲门砖，能为我以后更好的就业作铺垫。”马娇兰从大一开始就有升学的想法，她想借此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学历，而此次疫情更加坚定了她升学的信念。

尽管如此，郑亚莉分析，“专升本”扩招对解决就业问题仍然是杯水车薪。以浙江省为例，去年该省“专升本”招生计划数为14622人，今年扩招至28110人，“看似招生规模翻了近一倍，但相较于浙江省今年高职13.6万名毕业生来看，毕业生就业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

不过费小平也提醒，“专升本”招生规模要控制好“度”。因为，高职教育的定位和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如果高职院校片面地、过分宣传学生去“专升本”，这会更加导致高职生“本科情结”高涨，势必会对高职院校正常的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带来一定影响，进而会影响专科层次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给高职生更公平的就业待遇

和本硕毕业生不同，高职生就业一直以来面临着“学历歧视”的问题。正如费小平所说，如果在用人成本区别不大的情况下，很多人普遍存在“985和211的本科生〉一般本科生〉专科生（高职生）”的学历歧视链，学历歧视的本质在于“学历是快速且简易评判应聘者学习能力的指标”。

“当下社会是典型的学历社会，高职毕业生就业受到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挤压明显，同样，这种挤压不仅在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认可度不高，即便一名学生从高职专升本进入本科，再从本科毕业攻读硕士学位，但他以后去社会求职，用人单位还可能查学历三代，当初的低学历起点，会变成难以抹去的痛。”郑亚莉说。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破解以这一问题的希望。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究竟哪些属于不合理限制？我认为，接下来国家相关部门应列出清单，由某一部门牵头进行专项整治，进行系统性的治理，而非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在许玲看来，在公务员招考、国有企业招聘中所设置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限制，便不合理，“比如有些非专业技术性的公务员岗位，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同样也可以胜任，至少要给他们一个去参与竞争的机会”。

郑亚莉也呼吁，希望政府聚焦高职毕业生就业保障，对高职毕业生留本地城市就业给予与本科生一视同仁的就业扶持政策；政府牵头改革制度供给，帮助高职毕业生扫除公平、顺利就业过程中的就业歧视；同时，在扩大重点领域招聘中，尤其在中小学教师、社区工作者、街道和村干部招聘岗位中，让高职毕业生和其他高校毕业生一样有公平的就业机会，给高职生更公平的就业待遇。

与此同时，王庆国认为，高职教育也要加强自身质量的提高，让高职生的技能更强、操作更实，才能更有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果学生只有技能，没有拓展性、复合性和创新性的综合能力，很可能在快速迭代的社会中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