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以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助推教育强国建设成为职教战线的重要目标。职教战线积极回应产业变革需求和人民群众教育诉求，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取得诸多丰硕成果。研究表明：本年度职业本科教育理论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职业本科基础理论、人才培养、学科与专业建设、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等7个领域；实践热点则主要集中在高职申本、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7个方面。总体来看，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理论研究仍面临研究重心不够下沉、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探索不够深入、国际比较研究“引进来”与“走出去”失衡、学科与专业研究仍需深化、治理创新与治理体系研究尚需细化等问题；实践方面则面临社会认同、产教深度融合和生源多样化带来人才培养压力等多重挑战。未来职业本科教育还需要通过有组织地开展现实问题研究、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完善宏观政策制度性供给等举措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关键词】 职业教育；职业本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理论研究；实践进展；科研综述

【引用格式】李建国，吴学敏，代伟，杨冰清.积极回应产业变革与人民教育诉求的职业本科教育——2024年职业本科教育研究与实践新进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2）：63-75.

李建国，硕士，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秘书处秘书长，副研究员。

2024年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年，也是我国首批职业本科院校设立以来的第五年，以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助推教育强国建设成为职教战线的重要目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本科院校积极回应产业变革和人民群众教育诉求，勇于改革创新，积极实践探索。来自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学者们扎根本土职业本科教育实践，继续围绕职业本科教育“是何、为何、做何、如何”等问题展开研究，为职业本科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智力指引。

为更好地跟踪和呈现一年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进展及成果，服务于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动本土改革与走向世界，本研究对2024年职业本科教育相关论文和实践动态作了梳理分析。

检索CSSCI、核心期刊论文，共获得相关文献121篇，通过进一步阅读，剔除与研究主题相关度较弱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109篇。利用Citespace6.20软件对收集到的文献进一步分析，得到了2024年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论文的有关职业本科教育的文章关键词共现图（图1）。

从图1可见，出现频次最高、关联最多的关键词是“职业本科”“职业教育”，与两个关键词同步出现的有协同创新、制度、价值意蕴、高等教育、职教高考、专业建设、类型教育等关键词。另外，除了职业本科、职业教育两个较大关键词共现组块之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知识生产等关键词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关键词共现组块；职业本科的价值逻辑、创新路径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关键词共现组块。

一、学术研究热点及进展

基于研究主题和关键词分析，通过进一步深入阅读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出职业本科教育基础理论、人才培养、学科与专业、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等7个热点领域。

（一）基础理论研究

本年度职业本科教育基础研究热点纷呈，从学理层面探讨了价值理念、体系制度、路径方法等内容，引领职业本科教育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职业本科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功能。职业本科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创新资源、产业升级动能、技术迭代支撑、人才资源跃升。不仅赋能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共同富裕、区域经济和国家战略，而且创新教育模式、推动教育的普惠化与多样化、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职业本科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卓越工程师建设方面具有鲜明时代价值。建设新型本科职业大学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本科教育是国家技能形成制度的一种补充与创新，高技能形成是其本体功能与核心要义。职业本科大学在社会发展、大众需求、教育规律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意蕴与道德体现：回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满足大众有更多向上成长成才通道的渴望；推进了现代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的合法性是其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认可度与制度保障水平。有研究指出，我国职业技术大学面临着规制、规范、文化-认知等“三重合法性”挑战，要特别关注并提升规范合法性，强化制度供给，为其奠定制度基础；要注重可操作性并提升规制合法性，细化具体政策，为其提供法规保护；要提高社会认同度并提升文化-认知合法性，大力宣传引导，为其营造环境氛围。职业本科大学合法性在深嵌着政策、文化与价值等多种要素的教育场域中，虽在规制合法性方面获得法律政策保障，在规范合法性方面获得社会价值支持，但在文化-认知合法性方面遭受文化-认知偏误，面临合法性失衡危机。为此，我国要推动制度规约下的政策落地，升级规制合法性；深化社会期待中的价值认同，强化规范合法性；加速生存情景中的文化迭代，建构文化-认知合法性，让多方能动者形成合力。

职业本科教育的制度建设是其行稳致远的关键。研究发现，职业本科教育制度化面临既有教育组织制度的路径依赖、行动主体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以及观念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等多重制约因素。有研究指出，制度性同形导致职业本科教育高技能形成失灵。破除职业本科教育的制度化困境，需要突破路径依赖，创新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制度模式；明确权责分工，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加强制度供给，增强职业本科教育的合法性基础。研究表明，从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产教融合、区域发展四个方面，统筹设计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包括“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的衔接制度、“职普互通—协调发展”的等值转换制度、“畅通互嵌—长效协同”的自组织制度体系以及“城市群—乡村振兴”融合对接的战略格局。

（二）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职业本科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的重要使命，其人才培养质量既是企业和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职业本科院校能否获得社会认同的“试金石”。

2024年度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人才培养定位、育人机制、培养方案、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针对人才培养定位，既达成一些共识，也存在一些讨论。共识是：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以服务产业为导向，定位于高层次、职业性，致力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技能人才。讨论是：有研究认为，应以“强就业”为导向、以“高技能”为核心，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也有研究认为，在构建创新人才体系的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应承担培养拔尖技术创新人才的责任；还有研究指出，现场工程师是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规格定位于工程技术型、能力复合型和实践创新型。

针对育人机制，贯通培养、职普融通仍然是研究重点，同时要特别关注探索校企协同育人和中国特色高层次学徒制，重点关注质量问题、师资问题和规律问题，建立拔尖技术创新人才的育人机制。对于培养方案，其开发要遵循各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逻辑，强化基于类型教育的人才需求调研，制定衔接贯通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水平实验实训一体化教学基地，紧跟数字化转型趋势，促进本科职业教育学科与专业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对于培养模式，有学者通过研究近3年的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现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逻辑起点、以“产教融合”为实践进路的共性特征，应从类型目标定位、实践育人过程、配套培养制度、多元评价体系等四个方面把握改革的重心。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面对我国高职院校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两张皮”的现象，为保证各级各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落实，构建适配度高的课程体系尤为重要，基于产业导向、科技驱动、教育逻辑、社会逻辑和创新逻辑来构建课程体系框架，将产科教融合作为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

（三）学科与专业建设研究

学科是大学的基石，学科建设是本专科教育的根本、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所有大学都需要开展学科建设。当职业本科教育获得国家制度和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其学科“为何、是何、如何”等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命题。2024年相关研究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观点深入鲜明。

学科建设对于职业本科院校内涵发展意义深远。学科建设成为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议题，建设一流职业本科的关键是推进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学科建设是提升职业本科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社会效应是服务企业技术进步，教育效应是保持专业建设先进性。推进学科与专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实现产科教一体化理念落地的关键载体与抓手。

技术知识是职业本科教育学科的逻辑起点。学科是因知识分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学科究竟是何的问题，学者们认识不一，主要有技术学科、职业学科、交叉学科等三种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职业本科教育学科知识属性的认识渐趋一致。从知识论角度看，职业本科学校以技术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研究为己任，以技术学科作为学科选择进行建设；运用科技象限模型进行分析，职业本科的学科知识则属于“爱迪生象限”的工程技术知识，学科建设属于技术开发活动，而不属于科学研究活动；在促使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科技知识链条上，普通本科院校、应用本科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分别以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应用技术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为核心使命。

协同一体是职业本科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源”与“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互相支撑、协调发展。有学者认为，学科与专业建设皆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聚焦于技术应用领域，关键在于产科教一体化平台的构筑和混编团队的组建。有学者则提出，校企协同是学科建设的组织化路径，学科与专业一体是教育化路径，两者经费应该打通、资源应当统筹、绩效评价须要公平。

课程是学科与专业的“介体”、内涵建设的核心。学科与专业、科研与教学，都能通过课程自然而有效地联结起来，所以，职业本科院校应一方面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通过合理选择专业群组建模式（产业驱动型、资源共享型、政策驱动型）厘清专业布局和组群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学科与专业一体化建设，提升课程的技术性和创新性，强化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属性。

（四）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研究

高素质师资队伍是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将职业本科教育理念与方法贯穿人才培养实践的具体实施者。

有研究通过对职业本科院校质量年度报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职业本科教师队伍存在五方面问题：结构不够优化，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短板突出，高水平团队数量不多、运行效率低下，教师科研素养和实践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兼职教师的教学质量较差等。对此，有学者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认为职业本科师资队伍建设要使政、校、企等利益相关方协同完善职业本科学校师资管理制度，合理配置校企资源，强化对职业本科学校教师的在职研修，建构多方合作育师工作体系，形成职业本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良性运行生态。有学者基于实践探索，提出教师队伍建设的“四种模式”，即构建“技能大师+青年博士”模式，打造“双师效应”；实施“领军人才+创新团队”模式，发挥“头雁效应”；推进“校企互聘+产才融合”模式，突出“共生效应”；完善“分类评价+能上能下”模式，实现“倍增效应”。也有学者从建构教学创新团队的角度，认为团队能够促进教师成员的交流合作和优势互补，并提出了愿景共建、任务协同、机制创新、评价引领和激励支持等策略，用以支撑职业本科教学创新团队实践。

（五）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中，宏观层面“谁来办职业本科教育”和微观层面“如何高质量发展”一直备受关注。

研究指出，优质高职举办职业本科教育既源于国家政策的强劲推动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转变，也是自身多年办学内蕴能量的积淀，需要从以质量为内核的理性决策、以创优培植特色、对标条件精准发力等方面采取行动。未来民办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应围绕彰显类型定位，紧扣新定位新使命乘势而上；凸显专业特色，直面新问题新挑战逆势而进；尽显制度优势，把握新趋势新变化顺势而为，实现民办本科职业大学高质量有特色地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在微观层面的办学路径探索中，重点聚焦于如何将类型教育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研究表明，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在于拓展生源类型，优化课程体系再造教学流程，创新评鉴方式，积极回应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在职业学科发展路径上，构建职业学科理论发展体系，制定职业学科类型发展标准，发挥职业本科高校示范引领作用，走学科与专业一体化融合发展之路。

对于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本科如何高质量稳步发展？有学者认为，要紧贴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应用技术创新；把握高质量建设内涵，躬身“新质”人才培养；强化专本科层次衔接，服务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还有学者指出，需要一体化打造“金专业”，系统化重塑“金课程”，立体化建设“金教材”，融合化培育“金教师”，多元化构筑“金基地”。

（六）职业本科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明确职普融通和产教融合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推进职普融通上主要肩负两大任务：一是横向与普通高等教育形成层次上的对等关系，二是纵向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形成垂直形态的贯通培养。对于前者，有研究者认为在考虑将优质专科高职整体升本的同时，还要建立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机制，通过合作开发高质量教学资源、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协同建设学科和专业等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对于后者，有学者认为应以职业本科教育为牵引，打通“中高本”或“中高本研”衔接的人才贯通培养渠道，坚持“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实施、一体化治理”理念，真正做到人才培养各要素和环节的有机衔接。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本科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指出，职业本科教育产教融合不仅是教育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涉及多方主体的资源分配及组织间的利益。因此，要在重新界定组织边界的基础上制定边界跨越规则，提升组织跨界资源汲取能力并培养边界跨越者。“两体”建设是当前产教融合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两体”拓宽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对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和有效推进科教融汇具有重大支撑作用。也有学者从建设符合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和发展需求的实训基地角度，提出应构建建设目标与企业需求、实训内容与职业能力、实训教师与企业导师、实训文化与行业价值相融合的“四个融合”实训基地模式。

（七）国际比较研究

国际比较研究侧重介绍其他国家有关教育经验，从而为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启迪和反思。从国家来看，2024年国际比较研究主要涉及英国、美国、德国、芬兰、瑞士，以及日本和新加坡几个国家。从具体内容来看，既有较为宏观的讨论，也涉及中、微观的内容。

在宏观层面，研究通过分析其他国家职业教育的形态、功能属性、建设路径等，为我国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启迪。在中观、微观层面主要涉及对其他国家职业本科相关制度、人才培养与师资、教学改革与教育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学位制度方面，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学士学位制度，专业设置要兼顾市场需求和校内专业优势，招生入学强化衔接和贯通培养，探索基于工作岗位的办学模式，进一步满足学生需求。招生与选拔制度方面，借鉴英国、日本的经验，遵循职业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企业雇主深度参与招生与选拔，形成一般选拔、学校推荐、综合选拔和社会选拔配合与补充的多元模式，从而建立更加完备的本科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人才培养与师资方面，英国不同时期学位学徒制的发展为我国本科职业教育进程提供启迪，日本人才培养对标市场需求、推动理实融通和产教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为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改革举措提供参考，欧洲多国应用科技大学“专家型‘双师’任职资格”的师资建设，为我国职业本科师资队伍转型发展提供借鉴。教学改革方面，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教”协同创新改革经验值得借鉴。教育治理方面应关注教育质量的治理，政府与教育部门、本科院校、教师要共同发力促成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良性运转。

二、实践探索与突破情况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其实践探索备受关注。本研究同时将搜集的职业本科教育实践动态材料进行整理，通过内容聚类分析，梳理出高职申本、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7个方面实践热点。

（一）高职升本热度居高不下

高职院校升本是我国探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职业教育升本热度居高不下，总体趋势表现为：一是数量显著增长。截至2024年12月初，经教育部批准的职业本科大学达到51所，另外有32所已获得地方教育部门公示。职业本科教育从起步阶段迈入发展期。二是区域分布差异化。升本覆盖面广，涉及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虽然目前较多集中在广东、浙江、山东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但有向新疆、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延伸的趋势。三是办学主体多样化。民办院校升格多集中于早期起步阶段。近期以公办优质高职院校为主，已由2019年的1所发展到32所。其中，既有办学质量高的“双高”院校，也有获得地方政府助力的区域强校，还有一些办学有特色的地方院校。

在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部省协同推动。地方教育部门与教育部双重公示与批准机制，为升本进程的规范化和合法性提供保障。这种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模式既能因地制宜，又可提高政策实施的一致性。二是重点面向应用。升本院校注重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体现了国家对职业本科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定位。三是侧重职教体系建设。教育部批复中，多次提到“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政策正逐步向教育资源不足地区倾斜，以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牵引作用逐步增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并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重点推进。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两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牵引作用。

职普纵向贯通渠道基本打通，横向双向融通不畅。从纵向贯通来看，目前进入职业本科院校的生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普通高考生源，第二类是职校生源，包括专转本、职教高考、“3+2、5+2、3+4”分段衔接培养等。两类生源所占比例因学校情况不同、省级政策不同、行业企业布局不同而各异。从横向融通来看，目前职业本科学生毕业后，除了升入普通本科院校攻读学术型研究生或专业学位研究生之外，暂无其他渠道；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通道也未建立，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之间“混合交错”的体系尚不完善。

产教融合向“高阶融合”迈进。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两体”建设。2024年新设的6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中，职业本科院校牵头2个；1所职业本科院校作为共同牵头单位，组建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两体”建设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有的在职业本科院校成立理事会，实行企业、政府双理事长制，实施双主体办学模式，充分发挥政企协同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政企共建共管共享职业本科院校发展成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探索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新模式。有的职业本科院校立足区域核心产业构建现代产业学院，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把企业生产要素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促进校企资源互通共用、共建共享，提高学校专业结构优化和人才培养供需精准度，形成了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三）职业本科专业设置紧密对接现代产业体系

专业是职业本科院校对接服务产业、开展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载体。职业本科教育复合性、精深性、创新性的人才培养定位决定了其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是对接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围绕于此，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一是紧跟产业升级适时更新专业目录。2024年，教育部更新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新增职业本科专业34个，增幅为13.8%，涉及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土木建筑、装备制造、轻工纺织、食品药品与粮食、交通运输、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旅游、文化艺术、教育与体育、公共管理与服务等14个专业大类，更新后的职业本科专业总数达到281个。

二是职业本科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公布。教育部同意备案2024年新增拟招生职业本科专业点188个，同意继续备案往年已设置的专业点，并提出了“质量为先、合理布局、适应需求、稳步发展”的专业设置原则。三是院校层面持续推进专业升级。一方面，加强传统专业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部分院校面向产业数字化新要求，修订适应数字化新场景和新岗位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以“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专业、赋能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生态，使学生更加适应高端岗位的技术技能要求。另一方面，对接产业新格局设置新兴专业。能够主动匹配全省和所在区域产业规划布局，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设置新专业，坚持服务产业基础的高端化、产业链的现代化。

（四）人才培养实践形式多样、质量稳步提升

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增加1.36万人，增长17.82%，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4.67万人。在校生32.47万人，比上年增加9.60万人，增长41.95%。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素质高、技术精、技能强、上手快、后劲足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本科院校孜孜不倦地追求。

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形式更加多样。一是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业学院等合作平台，持续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增强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二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模式。有院校建立“技能人才培养、文化品牌研究、产品生产创新、产业技术服务”四位一体的现代产业学院，探索“学院派+学徒制”的现代学徒制传承模式，致力于培养高技能人才。三是通过创新班、现场工程师班等方式，探索拔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师生参加各类赛事成绩亮眼。职业本科院校师生不仅参与职业院校赛事，还积极参与普通本科的各类大赛。一方面，大批职业本科院校教师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表现卓越，并且有不少职业本科院校投向全国高校教师创新大赛，展示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获得全国二等奖1项。另一方面，职教本科生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数学建模等比赛，这些大赛为职教本科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能力的舞台。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最高奖，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在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多个奖项，充分展示了职业本科院校学生在专业能力和创新方面的实力和潜力。

（五）师资队伍结构和质量稳步向优走强

教师是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第一资源，是培养高质量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因素。职业本科院校高度重视并创新举措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不惜重金延揽人才。不少院校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和高层次人才待遇体系，分类招聘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和青年博士人才，引进费用依据人才类型和条件，10万~300万不等。受聘人才可选择年薪制，待遇可至几十万，能力和贡献大者甚至可达百万。不少院校加强校地合作共引人才，当人才条件符合学校所在城市高层次人才条件者，学校还帮助申请政府有关部门的经费、奖励、补贴和优惠政策等。有的院校探索与合作企业“共聘”人才，学校出编制、企业出待遇，校企共享共用人才资源。有的院校设立博士后岗位，以团队、项目、待遇吸引高水平博士加盟。

二是推动教师专业化成长。一方面，大力支持在职教师进修提升。有的院校对于规定期限内攻读博士毕业的教师，给予10万甚至20万的奖励。另一方面，推动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通过进企锻炼、地方挂职、参加竞赛、境外访学、集中培训、项目开发、课题研究等方式，促进教师“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上的成长，帮助他们将学科专业知识转化为解决产业一线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教学一线的教育教学生产力。

三是探索分类评价改革。有的院校将教师按照教学、科研、实践教学、社会服务等任务要求进行岗位分类，按照岗位性质设立不同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工作绩效评价标准和职称评审标准，积极探索教师岗位分类设岗、分类考核、分类晋升，引导教师根据自身特长、特点和潜能选择专业发展通道。

（六）遵循本科教育办学规律的治理创新持续推进

科学高效、符合职教本科办学规律的治理体系是影响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职能发挥和高质量发展成效的核心变量。无论职业本科院校是由高职院校独立升格，还是独立学院单独转设或合并转设而来，其职业属性和本科属性，决定了其办学治校既应凸显职业院校特色、又须遵循本科高校规律，融合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参与、治理结构内外协同、治理机制多管齐下的治理体系。

围绕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文化等治理体系四大要素，职业本科院校做了不少探索。有的院校把依法治理作为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贯穿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有的院校聚焦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深化“四个治理”。有的院校以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为抓手，优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配置，发挥学术组织在学校学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术评议、项目审议等学术事务中的作用，推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良性互动和协调运转，为学术性成长提供支撑。有的院校积极筹划校院两级管理改革，通过合理划分两级权责、调整资源配置、转变机构职能等措施，落实二级学院办学主体地位，释放办学活力，推动学校发展格局从“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有的院校将2024年作为制度创新年，旨在通过体系重构、制度重建、机制重塑，促使学校治理“脱胎换骨”。有的院校以“智改数转”为新动能，推进流程再造和数据治理，推动育人形态和教学方式变革，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七）职业本科院校在“职教出海”中展现领跑作用

协同中国企业出海，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技术技能人力支撑，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鲜明特征。2024年职业本科院校出海实践，在国际交流、境外办学等方面凸显亮色。

在国际交流方面，职业本科院校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依托“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未来非洲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合作平台，在专业、课程、师资、学生等方面拓展了与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交流项目。众多职业本科院校积极参与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加入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境外办学方面，职业本科院校借助鲁班工坊、丝路学院、郑和学院等“中国味”十足的职业教育海外平台，积极携手行业企业“走出去”，为中国海外企业培养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设备和技术标准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会合作，建成我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目前，该校已开设7个本科专业，现有学历生近300人，在“职教出海”中展现领跑作用，并荣获2024年世界职业教育大奖提名奖。

三、问题与挑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过去一年，职业本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基于实践总结、继承反思和比较分析，在理念、观点和方法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和突破，为新一年度的发展和提升提供了诸多有益参考。但与此同时，在理论研究上还存有一些缺憾，实践上还面临不少挑战。

（一）研究仍需强化问题导向

一是基础研究领域需要在现有共识基础上下移研究重心。纵观本年度研究主题，类型定位等研究使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得以深化，新制度理论等的应用丰富了研究方法，社会学等跨学科探索拓展了研究新视角。从相关研究来看，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价值、人才培养导向等许多问题渐成共识。然而，相对于职业本科教育如火如荼的发展热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供给总体滞后于实践需求，亟待下移研究重心，深入探索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路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等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立足教育学科自身的话语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前瞻性、适切性和先导性，引领其创新发展。

二是加强对拔尖人才成长历程和规律的探索，以及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比较研究。当前，已有研究较为关注基于职校生成长历程挖掘人才培养的规律，但仍缺少深挖职校生成长历程的实证研究。职业本科教育是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起点，理应为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提供支撑。因而，职业本科领域的研究要考虑全过程的人才培养，挖掘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等的成长规律，反馈到职业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助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成就。此外，针对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要考虑其与高职、应用本科同专业对比分析，深入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分析比较专业标准、课程教学、实习和评价多个环节，更为精准地把握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征。

三是国际比较研究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2024年度国际比较的研究数量仅次于基础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研究，但当前国际比较研究仍有待拓展。一方面，从比较研究选择的国家来看，主要涉及英美、欧洲，日本和新加坡。在发展的新阶段，国际比较研究要放宽视域，立足中国特色，有目的地选择相应的国家或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国际比较研究“引进来”的较多，鲜有“走出去”的探索。当前职业本科职教出海的实践探索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面，而如何探寻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路线是当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四是对学科与专业建设诸多问题的研究仍需深化。学科在普通高等教育场域的研究虽已深入透彻，但在职业本科教育场域仍属较新的研究范畴。当前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职业本科院校是否有必要开展学科建设，仍未成共识、存有争议，尚需从哲学高度进一步厘析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加深对其价值意蕴、内涵特征、分类目录、功能定位、发展路径的探讨，进一步回答其与普通高校学科有何异同、与专业有何关系及如何协同一体发展、与院系组建有何关联及如何打造团队与平台、在内涵式发展中如何定位及资源如何配置等现实问题。专业建设领域，当前缺乏聚焦某一个专业的实证研究，应围绕专业的行业人才需求、岗位职业能力分析、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培养质量评价等展开剖析，把微观层面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梳理清楚。

五是对治理创新与治理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尚需细化。从高职院校升格或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的院校，较为普遍地面临着推进治理改革、构建大学治理体系的现实问题。但当前关于职业本科院校治理结构、校院两级管理、学术治理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明显滞后于实践需求。在校院两级管理方面，现有研究提出的多为原则性的对策建议，缺少两级管理权责划分的具体设计方案，以及资源配置模型及测算方法、具体改革路径及配套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可操性不强。在学术治理方面，对于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的具体权责划分及资源配置、决策运转机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较少，难以指导职业本科院校破除“治理文化桎梏于行政文化”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影响着其良性学术生态的加速形成。

（二）实践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办学面临社会认同的挑战。受文化传统、社会地位、制度设计等因素的不利影响，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新生事物，还没有足够长的人才培养历史和足够多的典型案例来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各校面临不同程度上的社会认同挑战。核心问题在于当前职业本科院校基础不一，少数群体的质量和水平提升，还不足以弥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与普通本科高校的整体差距。而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容易造成在起步阶段就被贴上质量不高的标签。为此，一方面，需要职业本科院校勇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速提升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在经费投入、政策扶持、制度供给上予以大力支持，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产教缺乏深层次融合的挑战。首先，职业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尚未摆脱高职专科的路径依赖，在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高度结合、教学内容同技术革新深度融合、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密切吻合等方面，还没有形成质的突破。其次，职业本科开展深层次、高水平产教融合所依托的现代产业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组织的功能定位、协同机制尚未厘清，规模亟待扩大。再次，职业本科院校在“两体”实体化运行中的责权利分配需要进一步明晰，服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机制与路径还需要明确。

三是职业本科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人才培养带来挑战。一方面，职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要考虑本科职教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偏好是多样的，尤其是本科阶段之前学生培养方案的差异。为达成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为不同生源的学生提供多样的教学方案，需要在数字化背景下，探索技术赋能职业本科教学的可行路径，利用智慧教育平台、数字化工具等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职业本科学生有就业、升学等多样性选择，在本科阶段有必要为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培养方案，并考虑到不同培养方案的互通和灵活转换。

四、对策与建议

处于教育强国建设历史进程中的职业本科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自身的稳步发展，既获得外部社会各界认同，又在教育内部更好地牵引职业教育发展提升，高质量助推教育强国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在研究引领、实践创新和政策供给等方面多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层面：有组织地开展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

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发展。2024年11月14日在济南召开的2024年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为开展高水平、接地气的职业本科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真切把握研究的起点，研究解决职业本科教育领域真实的实践问题，形成真正有“真材实料”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加强有组织的教育科研。要把研究扎在院校办学一线、专业建设一线、人才培养一线，产出既“解渴”又“管用”的成果。学校要处理好专业教学团队和科研创新团队之间的关系，教师要处理好专业研究和教改研究之间的关系，在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融合中提升能力。三是探索扎根本土、向世界发声讲述中国故事的研究。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国际化形成了一些经验，未来研究要从中国出发，探索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职业教育，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二）实践层面：以提升能力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能否稳步发展壮大，获得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社会各界认同，归根结底在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质效。一是把握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以优质高职专科升格为主体，有序合理扩大职业本科教育规模，确保整体发展的高质量，构建良性发展生态。二是突出内涵式发展的主题主线。要建立完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体系，持续增强职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性，不断提升人才供给能力和服务产业技术革新的能力。同时，教学改革应从“以专业建设为重心”转向“以课程建设为重心”，强化课程建设的理念，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适配性，进而更好地将专业与学科“关联”起来。三是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统筹作用。在中央统筹、地方主责、一省一策的改革模式下，进一步加强央地互动、部省协同、区域联动，加快职业本科教育相关制度建设，持续加大财政资源、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等的投入力度。

（三）政策层面：完善宏观政策的制度性供给

近几年，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本科教育准入、办学、准出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补齐了政策短板；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加强制度标准设计，进一步完善政策供给。一是进一步完善职业本科学校设置与办学有关标准。标准既是门槛也是“指挥棒”，牵引着学校的条件建设和内涵发展。建议结合近几年职业本科院校设置评议的标准执行状况，对标准内容及指标予以优化，使其更加契合院校考察与评议实际，更好地发挥标准的准入及建设引导作用；持续增补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目录，以快速响应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新领域、新岗位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尽快发布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引领职业本科院校依标贯标建设专业和开展人才培养。二是探索建立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认证制度。2024年11月召开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所发布的《天津共识》首次推出各方认同的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概念。建议在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框架下，借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经验，遵循职业教育国际共同理念，先行开发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体系，降低办学评估重心，通过专业认证机制引领职业本科院校专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世界职教贡献“中国方案”。三是优化职业本科教育外部政策环境。需求牵引供给，行业企业的人才制度是影响职业本科教育吸引力的外部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在探索实行“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建议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一体推进框架下，加强制度设计与政策统筹，推动各行各业尽快实施该项制度，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