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时代脉搏  谱写职教华章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 石伟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是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系列改革的关键一环。在系统总结“十四五”，科学谋划“十五五”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科学把握当前形势与机遇，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系统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撬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重要战略。一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发生了转变，要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国内优质过剩产能持续输送到沿线国家成为“外循环”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当前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乏力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去产能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面对上述背景，需要撬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关键在于，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我国文化基因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技术技能人才就业环境仍未显著改善，技能型社会建设仍旧困难重重，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依旧不高。产业发展的高技能需求与青年择业的低技能选择矛盾尖锐，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还不高。这种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是，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劳动者无法有效提升自身收入扩大内需，生产的出口商品也会因竞争力不足、利润低下而削弱外贸动能，从而制约“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运行。

实际上，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拉动内需去产能是本质要求，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要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以推动充分就业与收入增长，从而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职业教育需以技能为核心要素，深度嵌入社会制度环境并与各子系统互动。在新发展格局之下，职业教育应重点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支持系统，推动生产关系的优化，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新八级工”制度的推广是关键。双循环格局也离不开外循环的持续赋能，需发挥技能型社会的积极辐射效应，既可在合作国开展技能型人才的学历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也可通过输出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提升出口竞争力。此外，当前还应稳步推动“职教出海”，以鲁班工坊，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詹天佑学院等为载体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以技术技能为纽带服务“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增强外贸动能，着力推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大力深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催生新质生产力加速涌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绿色产业等创新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教育界与产业界的紧密对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最基本的办学模式。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成效尚未明晰，但参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不以企业利益为先，那么任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的探索都将因“冷热不均”而事倍功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是主要趋势，尤其需要畅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融汇。因此，如何充分调动产业企业的积极性，办好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职业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

在此背景下，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需锚定产业需求灵活调整，以高适应性和高质量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涌现。在办学主体上，需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充分调动“政校行企”多个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同时探索完善混合所有制办学，产业学院等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在办学方式上，需运用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技术赋能职业院校课程教学，推进职普融通，整合育人资源，完善“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培养模式与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等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适应产业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新质人才。在办学内容上，需建立健全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妥善处理专业的“撤、立、增、减”，构建对接区域产业集群的专业群，开设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环保型专业。在办学保障上，需联合政府与产业界加强产教融合信息平台与产业人才供需匹配体制机制建设，通过动态监测与反馈调整，持续深化高等职业教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质产业的良性互动。

三、搭建学校本位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桥梁，破解严峻就业难题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改善民生福祉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的就业难题十分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2024年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维持在13.2%~15.3%，相对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左右）而言仍处在较高水平。就业难题受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同时也与教育的学用脱节及对学生的生涯指导缺乏有关。

步入智能化时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过快的市场需求变化，常常超越了学校本位教育所能做的人力规划。例如，传统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可能被财务机器人取代，传媒专业毕业生可能被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取代。传统职业教育办学大多数仍以学校主导，存在响应市场需求的灵活度不高、专业调整迟钝、人才培养模式陈旧等问题。学校本位职业教育越来越跟不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企业转型的变化，这种响应滞后带来的问题就是学生毕业即失业。因此，迫切需要基于大职业教育观进行体系设计，强化工作本位教育与职业培训的重要价值，搭建学校本位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桥梁。

当前就业难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学校世界与工作世界的割裂，狭隘地将人才培养局限在学校范围之内，需着力弥合两者间的鸿沟。为此，首先，应基于大职业教育观，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虽然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技能型人才培养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高等院校办学定位趋同，追赶学术型方向的弊端持续加剧就业难问题。因此，需构建包含中职、高职高专、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和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培训体系。具体而言，应坚持中职的基础性地位，提高高职的市场匹配度，办出职教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的特色，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应用属性。其次，学校教育只能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毛坯”，要更多地统筹“三教”，尤其是发挥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的价值。职业教育需要跳出以往的那种“精准培养”的思路，更多地满足企业的“应急培训”需要，增加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更多倡导“干中学”“自成才”的人才发展路径。普通高等教育也要借鉴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增加工作本位的学习内容，提高学生与工作世界的关联度。再次，从社会支持来看，要加强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经济制度之间的配套建设，如推进新职业、新工种开发配套工作，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与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不断推进国家资历框架与学分银行建设等。

引用本文请标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职教担当与时代使命——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笔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2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