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这一术语是综合、复杂甚至含混不清的，需要从理论、实践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使之更加容易理解。要将职业教育放在社会利益互动格局中，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观察，系统地解决存在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学生（及其家长）。职业教育要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更要让利益相关者直接感受到这些价值，一要培养更多决心到企业工作的学生，以增加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二要将本地生源与本地企业结合，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使地方政府得到经济发展回报；三要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既有好的就业，又有升学渠道的培养项目。作为实证，研究了河北省的一个案例，并建议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推进适应职业教育的高考改革、落实职业教育质量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有关顶层安排密集出台。2021年10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通过，同年12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近年来，职业教育频频受到国家最高层的关注，是值得观察与研究的现象。我国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普遍存在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这些已无须笔墨赘述。

如果一个问题长时间不能解决，可能是因为它的提问方式不对。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教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一、对“职业教育”术语的分析

“职业教育”在我国是综合、复杂甚至是含混的一个术语，有时会让人感到困惑。总体来说，这个术语可分两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理论维度

从理论维度上看，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普通本科大学，包括一些高层次大学，开设的医学、法律、建筑等学科，职业色彩很明显。在这些大学中，除了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等纯学术学科和军事学等学科外，工学、农学等学科与职业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夏鲁惠提出，大学具有职业教育职能。他认为，那种认为普通高校因冠以“普通”二字而实施普通教育、职业院校因冠以“职业”二字而实施职业教育的认识是不准确的。

对这个问题曾有很多讨论，这里我们模仿图灵测试①做个思想实验。如果存在外星人，他们将一批禀赋相似的外星学生送到地球上各大学培养，毕业后再回到本星球，如果当地星球的雇主能够通过这批学生的表现，判断出某名学生接受的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就说明这两种教育存在着明显界限。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很难区分的。职业教育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程度上的共识，就像“蓝色”中的“深蓝”“浅蓝”术语，不仅在其间难以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而且还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纯粹的职业教育与纯粹的普通教育（指工学、农学等学科）像是水与酒精，是完全互溶的双液体系②，可以按照任意比例互溶，产生出无数种成分不同的液体。

文献表明，很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均可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开展。例如，德国2019年修订、2020年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明确将传授高级职业资格的职业进修（高等职业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颁发“考试认定的职业行家”“专业学士”“专业硕士”文凭。

（二）实践维度

从实践维度分析，在我国人们常常口头表述的，或者在工作中常用的含义是：教育行政部门中负责职业教育的司局或处室所管理的学校，在其中开展的教育是职业教育。这是基于管理术语的表述。

分析这些学校教育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培养层次处于基础地位，除少数职教本科学校外，大多是专科及以下的学校，包括中职学校，主要培养职业人才队伍的基础部分；二是培养内容注重技能与操作；三是培养模式注重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培养目标侧重为一线技术岗位培养人才；四是家长和学生的就业期望相对客观冷静，也就是没有很高期望，这实际上是一个优势，更有利于就业并保持稳定；五是培养的人才大多直接服务于地方产业经济。

实践中职业教育术语常常含混不清。例如，中等职业教育常与“兜底”教育混合在一起，有时并非完全是为了培养技能人才，只是为上不了高中的学生“兜底”。高职为保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而不断扩招，也是一种“兜底”教育的做法。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科学发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以产定教”，即根据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按照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进行培养。

（三）法律定义上的实证

以上两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在法律定义中得到实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这句话“包括”两字之前的，是从理论维度定义的；“包括”两字之后的，是从实践维度定义的。这种综合式的表述方法，正如西谚所云“Put your head above the clouds, put your feet on the ground.”（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

二、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找到正确的提问方式，是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第一步。过去常常仅从学校的角度来提问，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并没有把职业教育放在社会利益互动格局中考虑。职业教育是生态系统，参与其中的各方相互作用，需要系统地研究，采取综合方式改善系统功能，进而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和学生（及其家长）。我们认为，这句话是不言自明的：职业教育如果想取得成功，就要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职业教育不仅需要为利益相关者做出贡献，而且还要让利益相关者直接感受到所做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职业教育要让企业得到好员工，让地方政府得到好经济，让学生得到好前程。利益相关者如果能从职业教育中直接感到受益，就会得到激励，积极增加投入，由此形成系统性的正反馈，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一）企业：企业受益后才能有积极性

1.企业参与育人程度决定职业教育的质量

产教融合，产是龙头；校企合作，企是方向。企业是理性经济人，其主要目的是追求利益，否则将不能生存。育人是职业教育的中心环节，与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的育人环节离不开企业的投入。世界上职业教育较为成功的国家，企业普遍深度参与育人过程。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其关键是德国企业，包括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大力投入，从而实现企业和学校育人的“双主体”格局。

周琪在《中欧商业评论》中指出：德国“双元制”的招生主体不是学校，而是企业，企业和学生签订为期三年或三年半的学徒合同之后，学校会自然录取。企业是校企合作中的主导方，学校是为企业服务的，编纂的课程要围绕企业需求开展。欧蓓教育的曲法军说：“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学校都是服务于企业的。”

有研究表明，很多国家都向承担学徒培养任务的企业提供财税支持。王玉苗等人介绍，英国学徒税的纳税对象为所有符合要求（年度工资总额超过300万英镑）的雇主，税额为其年度工资总额的0.5%，这笔资金用于支持开展学徒制培养的企业。贾建宇的研究表明，OECD国家对产教融合企业的激励主要有：一是工薪税抵扣：准许实训企业将雇员一部分工资成本予以税前抵扣；二是利润税抵扣：准许企业收入税前抵扣；三是直接财政补贴：对参与实训企业的直接现金补偿由财政拨款；四是培训基金：企业众筹，合作办学徒制。这些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企业深度参与育人环节，对学生的培养可以按照企业的现实需求开展，能够应对真实生产需要，满足产业变革最新需求，培养质量会有显著提升。学生到企业真实岗位开展实习实训和实践学习，一方面可以掌握更扎实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可以近距离了解企业文化、生产纪律、职业规范，更好地适应企业环境。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与企业师傅建立师徒关系而获得情感认同，并在心理上建立联结感，从而获得更好的成长；学生通过在工作岗位上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成就感将激励他们自我提升。

2.我国企业参与育人缺乏积极性的原因

首先，经过学徒制培养的学徒，不一定会在参与培养的企业就业。为了避免同行企业“搭便车”现象，需要由行业协会协调各企业，处理利益关系以达到各企业投入的平衡。行业协会也会通过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形式，来保障和监督职业教育培养质量。而我国行业协会发育不完全，功能缺失，因此造成企业只能单打独斗的现象。我国除少数大型优质企业对直接参与人才培养有一定兴趣外，众多中小企业普遍无法形成参与合力。

其次，我国经济产业门类齐全，经济规模巨大，各地经济发展存在极大差距，难以在地方层面形成一致行动。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要求，这对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促进青年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因学徒制培养的关键问题，如难以实施类似“学徒税”的税收政策，企业缺乏参与动力。2019年起虽然推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等激励政策，但从学校和企业的反馈来看，还不能对企业形成足够吸引力，同样，在专业硕士培养方面也存在企业缺乏积极性的问题。

在缺乏财税政策有力支持的条件下，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最希望获得的或是人才，或是技术。技术并不是所有职业学校都有能力提供的；企业更普遍的愿望是吸引学生来企业就业。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精力，承担着影响正常生产秩序、实习实训中的人身事故等风险，但是这些学生将来并不一定来就业，企业就很难产生积极投入的意愿。

即使有的企业愿意深度投入，还会受到招生制度的影响。在我国，高考普遍按照学生分数录取，中职教育录取时也普遍没有相应的学徒企业参与招生。这样，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时，与企业无任何关联。他们不仅在就业时缺少契约的限定，更关键的是在心理上缺乏到企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基于此，即使有的企业愿意投入相应的资源，也难以真正吸引相应的学生毕业后入职。

3.企业只有在为自己培养员工时，才会有强大的育人动力

激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需要尽早实现企业与学生的结合。也就是把职业教育招生程序“头足倒置”的情况颠倒回来。“头足倒置”这个词来源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黑格尔认为先有理念后有现实，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哲学颠倒回来，把现实作为基础，由此产生理念。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应当立足于为企业培养适用的技能人才。因此，企业需求是第一性的，学校培养是第二性的。

目前职业教育常见的培养方式是：学校招生，然后按照相关专业培养，学生在就读过程中到企业实习实训，毕业时企业到学校招聘，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到企业就业；但在实践中，由于就业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某家企业实习的绝大多数学生，很难又回到同一家企业去工作。比如有的学生家庭并不在实习企业所在地，还有不少学生通过考试升入了更高层次的学校，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回到实习企业就业。

如果我们尝试改革职业学校的招生与培养方式，把有愿意到市域、县域企业就业的学生录取进校，选择与企业生产相关的专业学习，按照企业的岗位要求培养，在企业开展实习实训，毕业后仍在这家企业就业。显然，这种培养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毕业后留在企业工作，企业也会因此产生投入愿望。这样还可以改善当前社会存在的“学生毕业后不能就业，骨干企业招不到员工”的供需错位情况。

4.转变职业教育培养对象的选择理念

职业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在职业教育上的投入是宝贵的，因此要优选培养对象。在培养对象的选择上，应当变革理念：从单纯按分数录取方式来选择学生，然后经过相关专业培养后，毕业时引导他们去企业就业；转变为培养更多决心到企业工作的学生，经过培养后，再到该企业就业。也就是把“先培养后就业”转变为“先就业后培养”或者“培养中就业，而后按就业岗位培养”。这样，职业教育的培养就有了针对性，避免了“学非所用”，避免了教育投入和学生时间的浪费。

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尝试通过招生与招工一体化、强化工学结合来开展人才培养，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探索。但是这种培养模式并不要求学生毕业后在该企业就业，比如学生生源并不限定在企业所在地，就弱化了其就业可能性，还有很多学生会选择走“专升本”道路，也不去就业。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后，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所需人才，这样必然抑制企业积极性。为了鼓励企业参与，就需要政府财政资金补贴。例如，广东省在“2014—2016年，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 515万元专门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同时，市县财政也对试点工作给予经费支持，如中山市对每个试点专业补助30万元，并按每培养1名学生给予2000元的标准补助企业。”可以推理出，即使有了政府补贴，企业在不为自己培养人才时，也难以真心投入；更严重的是这可能会造成企业与学生的默契合谋，企业投入低水平，学生培养低质量，如果没有行业协会的监管，一定会加重教育部门的负担。对少量试点项目教育部门精力尚可顾及，全面推行则容易泥沙俱下。更何况政府财力有限，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补贴之法难以为继。

让企业先招员工，学校再实施培养。这将是落实国家推行现代学徒制培养要求的有益探索。目前中职招生存在注册制，可以利用这种政策空间。先由企业面向初中毕业生招聘，如果学生愿意到该企业就业，企业也对学生满意，就可以预录用为企业员工。而后，如果学生中考成绩超过基本分数要求，就录取到中职学校就读。由此扩展至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学生可以不参加高考，在完成中职学校与企业共同的人才培养任务后，再由高职院校和企业工学交替培养，以协议的形式约束学生高职毕业后留在企业工作。学生愿意并下定决心到企业工作，是进入这个培养项目的前提条件。这样能够实现在现有高考、中考制度下，学生早选定企业，企业早培养员工，以此提升企业深度参与育人的积极性。

（二）地方政府：促进本地学生在本地企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

1.当前举办职业教育存在较强的外部性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然需要高投入。吕冰洋等人认为，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事权要与其受益范围相对应，如果地方政府活动使其他地方受益或受损，那么这项活动就具有了外部性，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应由上级政府负责。现实中，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少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这催生了地方政府职能行使中的缺位和越位现象。

据调查，当前地方政府举办的职业教育存在较强的外部性。例如，沧州市政府为所属的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提供经费支持，生均标准12000元。调查发现，该校2023年有4821名毕业生，其中沧州生源1833人，实际在沧就业1701人，占比93%；外地生源2988人，留沧就业247人，占比8%。合计1948人在沧州就业，占全部毕业生的40%。

而经济较为困难的张家口市，也在为其所属的宣化科技职业学院提供办学经费。2023年有5221名毕业生，其中张家口生源712人，实际在张就业348人，占比49%；外地生源4509人，在张就业123人，占比3%。共计471人在张家口市就业，仅占全部毕业生的9%。与沧州相比，张家口在举办职业教育过程中，当地政府买单而收益外溢现象更加明显，这样会造成治理信息阻滞与失真，降低职业教育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

2.当前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存在较强的返乡意愿

2024年4月，为解决企业用工难、学生就业难问题，河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70所高职院校，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调研了省内外1514家用人单位。调查结果反映出过去研究中常常忽略的，却是影响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生在就业时具有较强的返乡意愿。

如渤海理工职业学院报告：“我院学生生源地大多数为河北省内，学生在选择工作地时大多数会围绕家庭所在地进行，更多局限于小县城，对于外出就业缺乏积极性及认同感。”冀中职业学院反映：“学生认同异地实习，但不认同异地就业，所以实习选择到异地开阔视野，实习结束后大多选择离岗返回家乡就业，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用工难、不稳定。”前述的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和宣化科技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数据，也实证了本地生源更愿意留在本地就业的情况。

各省普遍存在类似现象。如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调查表明：贵阳的毕业生显示出最强烈的留筑（贵阳）意愿，占比74%，明显高于生源地为省内其他市州的毕业生。梁小华指出，根据《浙江日报》的一篇短文称，与之前大规模前往大城市求职的情况不同，近年“90后”高校毕业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出现返乡潮的情况。另外，还有媒体根据调查报道称，山东、江苏等地也存在大学生返乡潮的情况。

由于环保和安全生产压力，近年来很多制造业企业纷纷搬迁到了县城和开发区。而县城和开发区生源的学生经过高考后，有的去市里上学，有的去了省里其他城市，有的去了省外的其他地方。在大学里，他们学习的专业，通常并不匹配当地企业的需求。好比山里的孩子出去上学，学会了捕鱼；海边的孩子去上学，学会了打猎，毕业回家乡发现学了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企业依然招不到合适的人，或者入职后仍然需要重新培训。

3.职业教育要重视培养本地生源

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在举办职业教育中获得足够的受益？在分省招生计划基础上，高考录取并没有限制各设区市本地生源的数量。有些国家因为本地政府对办学有投入，实行学校对本地学生低收费，对外地学生高收费的政策，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学生来源。这种做法在我国尚无先例。

可行的做法是促进本地学生在本地企业就业，激发地方政府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当前，企业从员工稳定的角度考虑，更倾向于招收本地生源毕业生。因此，促进本地办的职业学校更多招收本地学生，按照本地企业需求培养，将来在本地企业就业，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这是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可行之策。

（三）学生（及其家长）：满足他们的兴趣、愿望及心理需求

1.没有兴趣就没有好的教育效果

兴趣是影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卢梭认为：“要让他（孩子）产生热爱学习的兴趣，然后在他的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再教给他学习学问的方法。这一点肯定就是所有良好教育的基本原则。……这种关注的产生应该出于他的喜欢或渴望。”杜威说：“没有兴趣，就是思考也会是草率的和肤浅的。……儿童……的心思所以不在学科上，正因为这种学科并不触动他们；不为他们所关心。”

2.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对策

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从学生（及其家长）无奈的选择中可见一斑。徐国庆等人描述：“不得不选择了职业教育的学生家长，通常都会表现出深深的失望和无奈心理，他们很难认可职业教育是一种应该被理性选择的教育类型。”目前，各地中考普遍把中职招生放在普通高中批次以下，读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才选择中职，这种做法导致中职教育“低人一等”。

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不能简单归结为观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变化之快，是世所罕见的。从下海潮到考编热，从多子多福到不婚不育，社会观念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生了全面反转。职业教育也曾有过辉煌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给予干部编制，户口还可以“农转非”，曾经是无数学生的梦想。观念不是固定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是随着现实变化的。马克思写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职业教育要想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能够提供现实利益，给人民群众获得感。

当然，我国职业教育体量很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供足够的现实利益，可以首先设立一些优质项目。对这些项目集中优势资源，通过高质量的培养，打造高端品牌，在人们心智中占据位置。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规范运行，精雕细琢，增加美誉度，同时也会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

3.尊重学生（及其家长）的选择权

在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下，专业设置很难满足所有学生的兴趣和愿望。现在实行的全国高考统一录取以及高职招生全省统一录取（高职单招及对口升学考试，或称分类考试、职教高考等），按照分数高低录取，一是不能很好匹配学生（及其家长）的兴趣、愿望，经常导致教育资源不适配的浪费；二是即使学生（及其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进行了调查研究，也很难深入了解。没有经过深入考察的选择，只能是形式上的选择。从国际上看，除了中国单纯按照高考分数录取外，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申请制，录取时除了依据学生成绩，还要考虑个人的综合情况，包括兴趣爱好、素质特长、实践经历、志向追求等，有的还有面试考察，其中职业教育录取更重视学生的技能学习经历和技能证书的情况。

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往往也是仓促的。毕业后第一家单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起点，本来应当重视，但他们通常对企业并不了解，不少学生在招聘会随意签约，这样很难有持久稳定的就业。学校“冠名班”“订单班”虽然有相应企业参与培养，但毕业时学生不一定去就业，比如他的家并不在企业所在地，或者他经过考试后升到更高层次学校了。在德国等国家，学生申请学徒制时，先要通过合作企业的选聘，与企业签订学徒协议后，才能申请到学校就读。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大多数采用的是先招生再招工的方式，学生（及其家长）通常对企业缺乏调查，大多数并没有将来去这家企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

4.提升职业教育项目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需要在现有高考、中考制度框架下，给予学生（及其家长）慎重选择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兴趣、愿望及心理需求。余秀兰调查表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普遍较高，有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子女能上大学。在中国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下，应当尊重家长和孩子的这一意愿。

各地长期实施的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如“3+2”“五年一贯制”“3+4”项目，可以直通高等职业教育，有比较好的吸引力；如果再与好的就业结合起来，吸引力会更强。将贯通培养项目与优质企业相结合，使学生在这个项目中学有所获，有好的前途（包括好的就业、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这个项目是他们（及其家长）经过慎重思考，甚至是积极竞争后获得的，因此会更加珍惜，更有兴趣。

三、对河北省贯通培养模式的案例研究

职业教育只有解决了别人关心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自2023年起，河北省教育厅在现有的政策工具箱中寻找最佳组合，努力解决企业、地方政府和学生（及其家长）关心的问题，实施了中企高一体化（2+2+2）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石伟平认为，这是一种“有职业目标的升学”或“有就业目标的升学”的道路。

（一）面向企业技术岗位，中企高一体化联合培养

中企高一体化（2+2+2）人才培养模式由市域内中职、企业、高职联合开展“2年中职+2年企业+2年高职”三阶段贯通培养。学生前2年在中职就读，第3年到企业实习实训，第4年到企业就业，第5~6年在企业和高职学校工学交替，毕业后原则上留在企业工作。其目的是面向市域县域骨干企业急需的技术岗位，定向培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综合职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解决当前学生毕业后就不了业，骨干企业招不到员工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其培养理念是“为企业培养，在企业成长”。

1.以企业为中心，以产定教

一是招生即招工。中职招生即企业预招工。选拔过程破除了按中考成绩录取“唯分数论”的做法，由高职、中职、企业三方联合，采取面试、技能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等办法选拔学生，企业具有一票否决权。录取后，企业与学生签订预就业协议，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二是按照企业需求培养。中高职学校与企业精准对接，培养的学生与岗位需求自然衔接。高职、中职学校按照企业需求，优化教育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培养“毕业即上岗”的学生。三是提高员工稳定性。学生在选择该项目时已经明确就业企业，经过相应岗位上的实践锻炼，毕业后继续留在企业工作。四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学生经过中职和高职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能力，能够更好地助力企业发展。

2.以企业为平台，在企办教

一是重要活动在企业举行。“2+2+2”班级的重要活动一般在企业举行，如三方联合在企业举行招生面试、开班仪式、转段仪式和毕业仪式，可帮助家长和学生了解工作环境和企业要求，建立就业心理预期。二是实践学习在企业。学生第三年实训，第四年就业，以及第五年、第六年的工学交替，都安排在企业开展。学生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在生产车间实习实训，提高技能水平，并提前适应企业工作纪律和职业规范。三是升学与在企业工作相关联。学生入学时签署的《预备员工培养协议》中明确注明：学生中职毕业后，未被企业聘用、未签订劳动合同和学徒培养协议的，将不能获得相应高职入学资格，须退出项目培养。

（二）解决了企业招工难问题，构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可靠途径

该项目受到企业普遍欢迎，开滦集团、长城汽车、晶澳太阳能公司等骨干企业积极申办。2023年全省遴选第一批项目33个，涉及企业29家，完成招生1044人，占全省中职招生总数的0.35%左右。2024年全省遴选第二批145个项目，涉及企业142家（绝大多数都是市域县域的骨干企业），招生计划3675人，招生规模是上年的3.5倍，占全省中职招生总数的1.1%左右。

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理想汽车零部件公司位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工程机械轴套制造的隐形冠军，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0%。该企业一直为招到适用的员工发愁。2023年，该企业与藁城区职教中心、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两所学校与企业直线距离不超过9公里）合作实施了首批“2+2+2”项目，共招收学生37人。企业负责人对项目评价很高，认为：“贯通培养项目解决了企业招工难、招到专业对口人才更难，以及过去接受中、高职实习生实习时间短、技能不达标、不利于企业留住人才，严重制约企业健康发展的难题。”

（三）培养本地生源到本地企业就业，得到当地政府支持

职业教育重心应当下沉，“2+2+2”项目强调本地性。从企业调研了解到，本地员工在企业稳定性最强。本地学生了解当地环境，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工作，还能照顾父母，有了子女后老人可以帮衬，因此就业稳定性高。而外地学生还需要考虑交通、租房、购房等生活成本，离职率往往较高。

“2+2+2”项目能在遵守高考、中考制度的前提下，确保录取本地学生。项目要求，企业、中职、高职的地理位置原则上在同一区域（如同一市域），这样有利于交流，有利于联合培养。为利于学生有效就业，招生计划一般安排在企业所在地的县域内；企业确有需求的，经省教育厅批准后才可以调整。

由于地方政府重视本地企业发展，重视本地学生升学就业，因此普遍支持这种人才培养模式。“2+2+2”项目的遴选，是以河北省各市县政府为主体来谋划推进的。张家口市政府主管领导评价：“这种模式能增强中职学校的吸引力，能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还有利于逐步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有文化、缺技能或技能强、文化弱的人才供给现状。”

（四）既能就业，又能升学，满足了学生（及其家长）兴趣、愿望及心理需求

据了解，录取进入项目的学生中考成绩不高，一般来说，他们将来很难有机会考入大专。能被项目录取，学生和家长都很满意，甚至很感激。如邢台市清河县中航上大公司“2+2+2”项目的多名学生家长说，感谢学校在教育培养孩子的同时，使孩子毕业后既能到大企业上班，拿到高工资（每月5 000元左右），又能拿到大专文凭。

学生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后，学习更有劲头。如唐山市丰南区职教中心的华通线缆公司“2+2+2”项目班级，入学之初班里学生的成绩和其他班基本没有区别，经过一学期的培训和学习，学生们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学习动力，期末考试成绩在同届班级中遥遥领先，还获得了“五星级班集体”的荣誉。

四、结论及展望

不要问职业教育需要什么，而要问职业教育能创造什么。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还要让他们直接感受到这些价值。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支持职业教育头部学校发展以服务头部企业的举措固然重要，但在大面积上开展职业教育服务市域或县域骨干企业发展的有效实践，显得更为迫切。

经过前述论证及对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企业、地方政府、学生（及其家长），各地尤其是市域或县域职业教育应该把为他们创造价值作为重要使命。在制定政策时，要引入他们的视角，把系统实现他们的利益纳入政策目标。对企业，职业学校要培养更多决心到企业工作的学生，这些合作企业为了培养自己的员工就会增加积极性，从而取得好的培养效果，因此可实现良性循环；对地方政府，应将本地生源与本地企业结合起来，提高就业稳定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对学生（及其家长），应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培养项目，既有好的就业，又有升学渠道，同时这个项目是他们慎重选择甚至是经过竞争获得的，满足他们的兴趣、愿望及心理需求，他们会更加珍惜。

职业教育有高层的重视，有多项利好政策，有旺盛的产业需求，目前仍有充足的生源，现代职教体系正在逐步健全，发展正当其时。河北省教育厅在现有的政策工具箱中寻找到若干工具并进行组合，形成了突破性改革。当然，现有工具仍有很多局限，如果从理论上进一步推演，还可以打造出新的政策工具。

（一）可推广到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助力普通本科高校转型

从本文第一部分论述得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此改革可以推广到普通高等教育，可以拓展至本科、专业硕士或博士，甚至MBA等学位。英国从2015年起实施学位学徒制。刘冬等人认为，学位学徒制的兴起消融了学徒制和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边界”。例如，谢菲尔德大学和劳斯莱斯公司合作，公司提供学徒岗位，学生学习4年后可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这被称为高等学徒制（Advanced Apprenticeships）。

参考河北省案例，当前可以支持企业与中职、普通本科高校合作，建立中企本一体化（2+2+4）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可以向上接续到专业硕士。这样有利于普通本科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通过进一步迭代，可实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局面。

（二）推进适应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改革

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已快速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但是，普通高考的总体框架仍沿用精英化阶段的“历史遗产”。人才培养首先是为了满足学校的计划安排，学校需要某个专业多少学生就招多少；考生常要选择专业服从调剂，否则就面临滑档风险；或者高校将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打包在一起，按大类招生。时代已变，形势已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更需要精准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需求问题，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1.职业教育呼唤满足其需求的类型考试

类型教育需要类型考试支撑，正如跑步和篮球比赛规则是不同的。如果期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职业教育的“招工招生一体化”“本地生源匹配本地企业”“录取申请制”，就需要高考制度满足职业教育的培养规律和招生需求，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促进职业教育发生格局性改变。

对于中国这样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高考的影响确实太多太复杂，但这不是止步不前的理由。对于职教高考，不论是从思想变革、理论分析，还是实践层面的探索，职教人都有责任去推进。

2.现有职教高考在技能集中测试方面组织难度很大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培养的学生应当具有技能特征。在现代职教体系中，学生技能水平是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标准。然而，集中性的技能实操测试复杂且组织成本很高，在职教体系的升学考试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比如，目前河北省的高职招生考试（包括高职单招和对口升学考试）技能测试部分作法相对简单，其中高职单招中基本没有实操考试，普遍是笔试和上机测试。这样导致了中职学校片面追求文化课成绩，类型教育的目标受到干扰。有些省份如江苏、山东等省已实施全省统一的职教高考，但其集中技能测试组织难度很大。比如有的考试类别在考生数量很大时，存在着实操设备性能、时间安排，以及考题能否适应考核标准要求等问题，对组织者是极大的考验。

谢鸿柔等人提出，我国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工作呈现中心化特征，其隐含的问题是：单个学校技能考试组织工作压力较大；考题在专业大类与专业之间的公共性和专业性难以得到平衡；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省级统筹，院校招生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2023年10月21日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受国务院委托，就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职教高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深化和优化。职业教育对应的行业领域极广，每个行业需要的技能差异极大，相关技术技能及设备更新较快，实操考试组织的科学性、安全性面临挑战。”

3.职教高考的路线探索

职教高考如能行之有效，就必须克服技能集中考试的局限。一种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一是通过平时考核，以学生取得技能分级证书的方式来体现技能水平。这种考核可每年定期举行。二是普遍开展校级竞赛，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学生，颁发不同级别的获奖证书，其中优秀者可以在升学中赋予一定分值，成为高考成绩的组成部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经形成国家、省、市、校级赛事体系，通常对获奖学生都有一定的鼓励政策，但需要扩大鼓励面，从一种特殊政策拓展至通用政策。这种办法可以称之为职教高考的技能路线。

另一种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一是将学生在企业相关岗位的工作经历，作为参加职教高考的条件。在这些岗位一定时长的工作经历，通常可以代表一定的技能水平。二是由相关企业整建制组织员工（如按照一个班级容量）参加职教高考。学生就读的大学是企业附近的职业类大学，培养内容紧密对接职业岗位需求，实习实训环节仍在企业开展。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实现“招工招生一体化”“本地生源匹配本地企业”的职业教育需求。这种办法可以称之为职教高考的岗位路线。

何艳芳等人介绍，瑞士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升学路径包括三种，有专业会考，面向专业中学；有职业会考，是学徒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升学途径；还有递进补充考试，为职业教育学生提供进入普通大学的机会。鄢彩玲介绍，德国的“职教高考”根据学生生源的不同，如专业高等学校、两年制职业专门学校、双元制职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分别参加不同形式的考试。这些考试普遍没有集中性的技能测试环节，而是根据学生不同情况，采用专业技术工人资格证书，手工业行会（IHK）、工商业行会（AHK）等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或企业培训认证来代替。这些国家的做法提醒我们，也许职教高考不应只是一项考试，而可能是根据学生不同情况所开展的一系列考试。

（三）培养质量是关键

英国人在描述他们的学徒制时，充分认识到培养质量的重要性：“许多雇主、家长和年轻人对学徒制和职业教育持谨慎态度是有原因的。除了观念不认同之外，质量参差不齐是真正的问题。当我们听到学徒这个词时，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意思？’英国的学徒制千差万别：从劳斯莱斯、波音或捷豹路虎等公司及其高科技供应链的备受推崇的学徒制，年轻人可以受雇并获得最先进的经验，到低质量和短期的手工技能课程，这些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需求或就业保证。”同是学徒制培养，质量水平却参差不齐。

我国的职业教育也存在类似问题。职业学校之间的政府投入差距较大，师资设施等条件因此不同，合作企业各具特点。为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们更要把质量监管提上日程。一些培养质量低下的项目，损毁了职业教育的整体声誉。教育行政部门应像市场监管部门一样，监管各类职教项目质量。教育项目的真实质量难以像普通商品质量那样显性化，更需要专业化监管。比如，对中企高一体化（2+2+2）人才培养模式，如果没有质量的把控，再好的教育愿望也容易滑入自欺欺人的境地。提升职教项目的培养质量，首先是制定质量标准，然后开展常态化的质量监测，对于不合格的项目应及时终止并予以处罚，优秀的项目应予以奖励支持。这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由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的先驱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提出。该测试的流程是，一名测试者写下自己的问题，随后将问题以纯文本的形式（如计算机屏幕和键盘）发送给另一个房间中的一个人与一台机器。测试者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判断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机器。所有参与测试的人或机器都会被分开。这个测试旨在探究机器能否模拟出与人类相似或无法区分的智能。

②完全互溶双液体系是指两种纯液体可按任意比例互溶。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19期

引用本文请标注：张春生.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当前职业教育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