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7月1日正式实施，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是我国首部关于技能人才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出台，《条例》从加强培养、完善使用、规范评价、促进激励等方面剑指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搭建成才“立交桥”，以立法的刚性约束破解技能人才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技能人才成长厚植坚实的法治根基。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区和试验区，是全国制造业大省，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97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90万、占比34.9%，居全国前列。本次《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标志着广东在技能人才发展方面迈出了法治化建设重要一步，其探索和实践不仅关乎本省的发展大局，也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以立法保障技能人才成长，加快技能人才发展，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计。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的30%。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我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缺口还将持续增大。据工信部、教育部调查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中的技能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为破解“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有关技能人才发展的政策自上而下密集出台，数量不可谓不多、覆盖面不可谓不广、针对性不可谓不强，但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给难题一直难解。

因此，要真正将已出台的诸多政策落地落实，就必须在国家上位法的原则规范下，以地方专属立法予以统整，形成政策与制度合力。此次广东出台的《条例》，立足于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着力推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双向协同发力，直击全省技能人才发展的“痛点”，不但明确了谁培养以及如何培养技能人才的问题，而且填补了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真空”，并建立了落实技能人才发展的保障与激励机制，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借鉴意义。

促进技能人才发展，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培养、如何培养”的问题。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改变一直以来人才培养单向诉求的取向，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人才，教育就应培养什么人才，实现产业与人才培养共生共长。近年来，广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构建了以华为、腾讯、比亚迪、TCL等龙头企业为链主的产教评融合技能生态链，3170家生态企业、432家院校全面联动。《条例》明确政府应当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针对培养体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规定企业应当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推动平台企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企业对职工自行参加的职业技能培训给予支持。由此观之，只有坚持“谁用人、谁选人、谁育人”，紧随产业发展脉动和行业需求，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突出企业的培养主体地位，才能增强技能人才发展的靶向性和适应性，为产业链构建起技能人才链的闭环。

如果说培养技能人才是基础，那么如何用好则是关键。长期以来，技能人才在社会上存在“低人一等”的偏见，他们更渴望提高经济待遇、职业认同和被认可。这就要求，必须解决技能人才成长通道问题，让他们看到前途和感到有奔头。《条例》打破技能人才发展“天花板”，将从学徒工到首席技师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固化为制度规范，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岗位，让技能价值体现在具体可感的工资条上，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搭建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建立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用人单位在聘的高技能人才在岗位聘任等方面，按照规定比照相应层级专技人员享受待遇。这不仅破除了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贯通发展壁垒，而且明确了“技高者多得”的激励导向，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技能大军拓宽了广阔的职业空间。为了解决企业“留人难”问题，《条例》还明确规定，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等支持，高技能人才可纳入人才引进、直接落户、事业单位招聘等范围，更是为企业稳才留才增添了新的“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一些机构和单位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义随意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动，以及乱收费、滥发证等行为，《条例》在构建多元化技能人才评价体系、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和证书管理、加强技能人才评价的监督管理、明确相应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同时，建立技能人才评价诚信档案，并纳入全省信用信息管理，这也将为我国技能人才发展评价带来新的启示和有益探索。

（作者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