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8日，以“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的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在北京开幕。大会展览设置大国工匠展区、全国总工会展区、创新工作室联盟专题展区等六大展示交流区，来自全国47个参展单位共500余名劳模工匠现场参展、交流互鉴。视觉中国供图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曾表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对此展开热议，且纷纷表示：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把大国工匠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高水平技能人才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更多支撑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3月9日下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基础和先导靠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拔尖人才，也需要服务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怀进鹏说。

这一表述概括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培养拔尖人才，也要培养大国工匠、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当前，如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弘扬工匠精神？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代表委员及学者。

设立“中国工匠日”，营造争当大国工匠氛围

“这几年，我在全国两会上的建议非常契合总书记关于大国工匠和职业教育的论述。”这是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郑亚莉最值得高兴的事，她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是全国政协委员，曾于2022-2023年连续两年提出《设立全国“工匠日”》的建议。她今年的提案是《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

“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郑亚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一直以来，郑亚莉都关注职业教育，致力于推动设立“中国工匠日”。在今年的提案中，她写到了具体的路径：在借鉴地方及企业实践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由人社部牵头推进设立“中国工匠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协同进行调研论证、工作推进。在现有国家工匠主题活动基础上，加强中国工匠培育和表彰工作，形成工匠相关的制度支撑。

她希望以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为契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工匠内涵，树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工匠典型，推动中国特色工匠文化建设，营造出尊重工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罗丹同样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十分关注。

“从研究型人才到转化型人才再到实施型人才的链条，构成了现代社会人才结构的重要部分。在这个链条中，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们中的大部分致力于将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参与到了原创性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构建。”罗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一线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不足，他们的价值和贡献往往被忽视。”郑亚莉对记者感慨。

郑亚莉希望通过设立中国工匠日，营造尊重技能的氛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发广大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吸引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学习工匠、争当工匠”。

罗丹认为，对于技能人才培养来说，工匠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要引导学生树立起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理想，让他们看到技能人才的发展道路是宽广的，能够实现个人的梦想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只有当学生们真正认同并愿意选择这条道路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工匠精神。”罗丹对记者说，“总之，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技能人才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从制度、环境、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年轻人提供一条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技能成才之路”。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树立“大人才观”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用罗丹的话说，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人才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作用已经不容忽视。

郑亚莉也提到，2024年浙江省“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劳动者队伍这“三支队伍”的建设，以“大人才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大军。“这不仅体现了对人才的全面关注，也符合全要素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郑亚莉说。

郑亚莉认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这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但是，尽管从国家层面而言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在全社会范围内，距离“全社会落地和真正重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一线产业工人，还有路要走”。

在今年的两会上，罗丹提出了加快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建议，以此实现学历、学位证书与职业资格等级的“等值互认”。“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并努力构建一个不会歧视这类人才的社会氛围。”在罗丹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与学历证书等值但不同类的体系，即以职业技术技能等级证书为标识的体系。

“如果这样一个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它将真正解放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力资源，让适合技术技能的人和喜欢这条路的人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看到发展空间。这样，社会就不会再仅仅以学历证书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而是能够更全面地考虑人才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罗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事实上，罗丹已经连续两年关注这一议题。她提到，全世界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技能等级体系，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制度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符合国情的技能等级体系，将真正能够解放一批具有不同禀赋的人才，让他们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罗丹说，“在不同序列之间构建通用标准，进而实现这些标准的等值互认。这不仅关乎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思熟虑，确保各项标准与制度能够相互衔接，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她看来，一旦国家资格框架建立起来，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进行选择。例如，有些人可能更喜欢技术技能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通过获得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这样，即使他们没有高学历，也能在社会中获得认可和相应的待遇。同时，对于那些更适合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通过不断提升技能水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如果他们选择走学历证书体系，可能只能达到较低的教育水平，而在技术技能领域，他们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改变社会“刻板印象”，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然而，在从事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罗丹注意到，一些学生家长乃至企业，觉得职业教育就像是一条“断头路”。一旦走到职业教育这条路上，似乎就“没有更高的文凭可以追求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考分流时，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分流到中职学校。他们担心孩子进入中职学校后，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受到很大限制。”罗丹对记者感慨道，这种担忧在民间非常普遍，他们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来表达，认为职业教育缺乏上升通道。

现实情况也是，在很多企业招聘和公务员考试中，本科学历往往被视为一个基本门槛。没有本科学历，很多机会可能就直接被关闭了。“这也是为什么技术技能人才常常感到被歧视和不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罗丹说。

“同时，一部分人对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罗丹说，社会的这种“刻板印象”还非常顽固。其实，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22届中职毕业生339.27万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4.44%；2022届高职毕业生495.69万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1.88%。“虽然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更高的追求，但这么高的就业率说明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是值得信任的。”

“我们需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让技术技能人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只有当职业教育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时，人们才会愿意选择这条道路，并为之努力奋斗。”罗丹对记者感慨道。

邱懿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与质量处副处长，目前在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挂职副校长。去年首个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江苏常州成立以来，她主动请缨到学校。

她认为，作为一线职业院校，未来要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大势和人才需求规律，积极适应产业转型需要，将行业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学实践，着力打造一批“金专、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让学生学到真东西、掌握真本领。

邱懿表示，要“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就要以共同体、联合体为载体，建立教育与产业机制化对接的途径，不断总结形成以新型组织形态推进产教融合的方法论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标准建设、评价制度。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中提前进行专业布局，充分发挥大国工匠顶梁柱支撑作用。